三、湖南—— 武陵山下炮声隆

部队移师湖南己是铁板钉钉的事，一个神秘神奇令人魂牵梦萦的地方，像一方巨大的磁场，散发出强大的吸引力，牵动着每一个指战员南下的朝思暮想。

这一天终于来了，尽管晴空万里，艳阳高照，可阵阵的西北风中还飘荡着丝丝的寒意。

这就要走了，到很远的地方去开辟新的战场。长达六年的辽西军旅生涯，火一样的年华，火一样的生活，岁月峥嵘，激情燃烧，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太多难以割舍的美好记忆，这里热情豪爽，豁达开朗的人民情深意长，更成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

这最后一口辽西的水，这最后一餐辽西的饭，甜丝丝，香喷喷，回味无穷。带着美好的记忆，带着无限的情愫，更带着挥之不去的依依不舍，我们抖了抖身上的尘埃，理了理心头的思绪，踏上了去往千里之外的新征程。平日里的七一五车站，也就是放一个流动哨，东巡西转，人单影孤，连一个能唠上几句嗑的人都没有。可那一天小小的车站却热闹非凡，指战员们一个个精神抖擞，一队队严阵以待，全副武装，排列整齐，斗志昂扬，只等着一声令下奔赴那遥远的新战场。

政委张超同志专程从凌源赶来为一营的同志们壮行，那份情，那份义，那份嘱咐，那份牵挂，那份难分难舍，满满地装进了指战员们的心里。可就在这原本是一个严肃而庄重的场合，不经意间被一件完全没料到的人为意外举动，搅和的兴趣大减。一个单位的带队者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对排列整齐的队伍亮了一嗓子：“解散！”大家都有些莫名奇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如堕云里雾端，不知咋回事，这不快要上车了吗？别的单位雄赳赳气昂昂，整整齐齐地站在月台上，只等着下达上车的命令。可这人还没有意识到他这一嗓子后果的严重性和会带来的恶劣影响。当时就把张超政委气得脸色铁青，顿时大发雷霆，指着此人的背影让站住，陪同的营首长也觉得脸上有些挂不住，赶紧敷衍搪塞，好在政委宰相肚里能撑船，没有和这人一般见识。

万事俱备，一汪春色把我们送上了南下的征途。一列长长的军车， 一声长长的怒吼，拖着一缕长长的青烟。缓缓地离开了长长的站台，一头扎进长长的大山深处，一路前行，锐不可挡。

驶出大山，穿过平原，跨过长江，八千里路云和月。在一个下午的两、三点钟，到了怀化车站后被摔在了怀化兵站的专用线。梦寐以求的夙愿，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我们来了。一个营的兵力调动，四十多节车箱，这样的大动作，在这条线路上可能还是千载难逢。可把负责和指挥调度二十二工区的指战员们忙得够戗。我只记得有一个瘦老头，胡子巴茬，风尘仆仆的，一边背着一个水壶，一边背着挎包，忙前忙后，吆五喝六，听说是一个副主任，在安排上和王万珍营长意见相左，闹得还有些不愉快。说实话，真有些乱乱哄哄的，还多亏是下午，如果在晚上可就热闹了，还不知要闹出啥乱子来。怀化市到凤凰县的部队驻地还有五、六百里山路，汽车还要走七、八个小时，这是湖南通往贵州的一条省道，大多是沙石路面，路况有些不太好。

一辆辆军用卡车拉开一定的距离，沿着崎岖的山路，小心翼翼地向前行进，车子屁股后边尘土轰轰，还好我们在车的上边影响还不大，沿途的青山绿水，让人赏心悦目。大家坐在背包上，怀里抱着武器，虽然坐了几天的火车有些疲倦，但到了一个新地方，一个一个精神头还蛮好的，也没有瞌睡打盹的，一路的坎坷不平，起伏巅簸，一路的妙语连珠，风趣幽默。

夜幕己悄悄地降临了，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我们才顺利到达了目的地。累还不怎么累，饿倒是真的饿了。几盏昏暗的灯光，几声清脆的蛙鸣，几颗挺拔的老树，几座巍峨的山峰，几丝轻轻的山风，几支涓涓的流水，还真挺有诗情画意的。那顿晚餐的饭香飘四溢，真够馋人的了，回锅肉炒蒜苗煮挂面，有汤有水，有荤有素，现在想起来还回味无穷。谈起往事总有点津津乐道，记得还有一次也是让人想忘都忘不了的美食，那还是当新兵时在石家庄车站的那顿饭，烩菜倒很一般，那个馒头可真好，又硬又筋道，一剥一层，既有扑鼻的麦香，又有坚实的嚼头。有一次和董乃杜也说起了那次的馒头，他也赞不绝口。

据老百姓讲这个溶洞纵深有十几里，为了安全部队规定非工作关系一律不准擅自入内，违者将给予纪律处分。一连的住地在工区和营部中间北边的一个峡谷里，沟口只有四、五米宽，可进去二、三十米后是一块小开阔地，还真不错。二连和四连一路之隔，都离营部只有几十米。三连离工区最近，只隔了一个小山包（乱坟岗）。部队除了营首长是固定房子以外，三个连队包括后来

  到的一连及营部其他人员都是临时住房，油毛毡

的顶棚竹篱笆的墙，冬天冷夏天热。由于是南方，

  这里是武陵山脉的腹地，山高路远峡谷幽深，江河纵横溶洞如织，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当年十万土匪活跃在这一带，因地形复杂给剿灭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离我们营部五、六十华里的腊尔山就是解放前国民党很有名气的空降点。部队调防到这里，听说是总后勤部原政委张池明同志让来的。他原籍就是湘西，当年曾和贺龙同志一起七、八个人两把菜刀在这里起家，这里地势险要，且又星罗棋布的溶洞有很好的利用价值。再开挖一部分人工油罐，作为大后方的一个油库，就地理条件而言，确实得天独。在我们来之前，人工开挖部分设计己经完成，“征地”己结束，而且溶洞里边最大的空间己设计完成，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二零六团是一个英雄的团队，走到那里都是响当当的。初来乍到主要是基建修路，为七六年全面开工做准备，大都是些野外作业，比起在冬暖夏凉的洞库施工，遭罪多了。湖南天气炎热，的确良又密不透风，战士们每天都是背着作战地图（军装上汗水的印记）抡镐挥锹，汗流浃背。辛苦倒也没什么，可由于南方阴雨连绵气候潮湿，大部分北方的同志水土不服，很多战士的大腿根都出了疹子，既不敢抓，又不敢挠，一出汗又刺又痛，平时走路连一个军人的形象都没有了。我也身受其害，一瘸一拐地持续了五六个月，

其实，最难熬的还是训练，北方是冬练三九，可南方是夏练三伏，那可真是比施工难受多了，衡阳十九分部又派来了很多教员，一举一动，一朝一式，一点都不马虎。由于工程兵散漫一些，真有点强人所难，也就是七五年一年，七六年施工全面辅开后，这些军事训练再也没有进行过。

还好，湖南的生活不错，应该说没有粗粮，从理论上讲粗粮是大米，面粉才是细粮。一年四季都有新鲜蔬菜，根本不用菜窖，这一点比辽宁优越多了。老百姓一年两季水稻，这个地区是土家族和苗族居住的区域，也是国家级贫困地区，部队住的这条沟里都是苗族。民风纯朴，待人善良宽厚，他们对解放军很友好很崇拜，我们的宿舍紧挨着公路，晾晒的衣服晚上不收都没事，没有听说过老百姓在营房附近有小偷小摸的情况。这里的老百姓以农耕为主，土地贫瘠，粮食产量不高，又没有别的什么副业可搞，长期处在封闭和半封闭的状态。自然条件又不好，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存能力强。谁给总结了几句不太礼貌的顺口溜，倒也切合实际，“头上顶锅盖，裤腿像麻袋，老太太爬山比猴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们祖祖辈辈在这里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外面的世界到

长郑树奎他们几个在测量班门口玩，知道我可能快要回家结婚，就怂恿我剃光头，说我要敢剃，就输一瓶酒，王营长也跟着凑热闹。郑是北京下乡知青，能言善辩爱开玩笑，我到底上了他的当，立即就把理发员叫来剃了个净光，引来大家一笑了之，也确实把我探家推迟了两三个月。

农历的七月底，我的头发也长长了，就申请探家并做好了结婚的准备。返回部队时不知从那里走漏了消息，史孝悌托人让把他家属带到武汉。七五年秋，河南驻马店遭受严重洪水灾害，把京广线都冲断了通不了车，我们只好到洛阳后转到湖北的襄樊到武汉，一路上都是慢车，车上人又多，可遭了不少的罪。到武汉后吃了中午饭，下午五、六点孝悌把我送到车站，正好碰见了也回部队的营部统计员孔令城同志，我们俩结伴而行回到了部队。

1976年来了，那一年使人伤心悲痛的一年，就我个人而言，是命运在向有利的方面开始逐步转化的一年。

一天早上我们去吃饭，走到营首长住房的门口，看见那个女兵正在和通讯员小蔡在那里指着我在说着什么。后来只要我和这个女兵相遇，她的眼光总有意或无意有些怪怪的。其实我这人表面大大咧咧，真的脸皮挺薄，特别是在女同志面前轻易不好意思接触或寒暄。

湖南的春天要比辽宁来得早很多，进入三月份，武陵山下沸腾了，部队开山的炮声此起彼伏，震荡峡谷，把一个小小的山沟闹腾得失去了往日的宁静。

测量班的工作也忙了，李一心走后，副班长由七五年入伍黑龙江牡丹江市的秦庭珠同志接替。我们都知道，测量班辛苦不是在洞库工作，而是走路。施工现场离营房只有两华里多些，而且洞库比较集中，可南方的山不是北方的山，植被很好，想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是很困难的。为了工作只能绕道，要么就是从落差二十几米新开挖出来的碎石往上爬，磕磕碰碰擦破皮撞破手那是常有的事，可大家工作积极性都很高，也没有计较这些，只是一个心思想把工作干好。

营部支委会有一个战士支委名额，原来是汽车班班长袁保国同志，听说是田教导员为了好管理指定的。那次支委会又要重新改选，战士支委没有指定候选人，进行海选。原先我也根本没把这当一回事儿，也可以说是意料之中的事，我以绝对优势当选，那时候也不存在拉票和搞小动作，更没有贿选一说，也算是大势所趋吧。支部委员会的支委尽管不是什么官，但可以参与支部决策，从那时开始，也可能引起了领导的重视。但还达不到有一个真心实意出力的决策人物。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了新的转机，怀化兵站的田副站长一行来工地检查工作，陪同的有二十二工区的领导和营长、教导员他们以及“技办室”的许技术员、杨技术员等。在检查工作中，田副站长问测绘是请那里的勘测队，许技术员说就是我们营部测量班，班长是个老同志有技术有责任心。二十二工区的领导说想把我调到工区去，许技术员表示同意，并同时推荐了材料员杨仿震同志。但许技术员有个条件，必须是干部命令下来后戴帽子给他俩，他俩也是我们营里培养的干部苗子，工区领导认为有道理，说他们积极争取。说实话自部队到湖南后，凡二十二工区工程科的活动，只要营里的技术员参加我都去，和科里的领导和技术员们都挺熟。但后来就不知道啥情况了，可这事看似一来一往，几句对话，重要的是田教导员在场，这就更加夯实了我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和基础。

施工在顺利进行中，尽管是别人设计的，只要我们按部就班，就是施工中出现什么工程方面的问题责任也不在我们。许技术员一方面要求复测，心里能踏实一些，另一方面也可以锻炼一下队伍。他问我能不能用“坐标”复测一次？当时“坐标”对我来说很陌生，他简单说了一下程序和方法，我还是能听得懂，就愉快地接受了任务，班里同志们的热情也很高。

新的任务，生疏的工作，我们有的只是自信和执着，好在有杨技术员跟着，不懂就问没有什么可怕的，路都是人走出来的。那段时间，我们测量班早出晚归，回来还得计算，“技办室”为了支持我们，连当时最先进的手摇计算机都搬到了班里。谁知屋漏偏逢连阴雨，工作忙得人都有些昏头转向之际，谁知我那不争气的脚偏偏脚气感染，溃烂了有铜钱那么大一片，正好又在内脚面，和鞋帮以磨擦，钻心的痛。没有办法，我只能在卫生所进行了简单的处理，一直咬牙坚持到最后。我个人受一点痛苦倒能忍受，可最头痛的是有几个“坐标”点还在山顶上，山高林密陡峭，荆棘杂草丛生。背着十几斤重的仪器爬山本来就困难，最要命的是毒蛇活动频繁，而且还有野猪出没。为了防止被毒蛇咬伤，只有穿高筒水靴才比较安全，可大热的天，跟蒸笼一样，实在受不了，但为了生命也顾不得难受了。还好，上山尽管险象环生，困难重重，前几年他们设点时在原本没有路的情况下硬是开辟了一条小径，有的地方断断续续羊肠小道还在。徐洪文和徐盛祥俩同志克服困难，排除阻力，往返爬了几次山，浑身湿透了不说，水靴里的袜子都是水淋淋的，但他们从来没有牢骚和怨言。

一天上午都快十一点多了，两个战士都已爬上了山顶，我们正准备架仪器，可洞口这个中心点正好在两个轨道中间，如果架上仪器，就要耽搁正在出渣的连队近一个小时不能施工，而他们再有半个多小时就完成任务了。我只好让大家等一会儿，让小秦到距离最近的三连，去找司务长肖大刚给我们安排午饭。连队出完渣，都十二点多了，我赶紧让小秦架仪器，杨技术员也没和我商量，就用信号旗示意山上的两个同志下来，我急忙抢过信号旗，没好气地说，他们上一次山来回就得一个多小时，不就是晚吃一会饭吗？杨技术员摇了摇头，没吱声，看得出他有些不高兴。其实杨技术员的确是个好人，一直对我的支持和帮助很大，我也后悔好歹都是为了工作，何必那么认真，也多亏杨技术员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

我们干完工作后，三连的吃饭时间已过，炊事班把馒头和菜给我们热在锅里，大家也都饿急了，好一阵狼吞虎咽。三连的馒头蒸得又松又筋道，我一想营部的馒头心里就不是一个滋味，老是粘不邋遢，发酸发硬连个形都没有，好像老是碱轻，要么就是火候不到。真让人不可思议，饭都做成这样了也没人提意见。高粱米吃了六年，现在干部战士要求也不高，只要是细粮就行，就是我们这些人太好说话了，才助长了这些人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生米做成熟饭就不错了的思想。

我现在都清楚记得，有一次刘德荣管理员从饭堂出来对我说，咱们在家吃饭连个咸淡都尝不出来，还挑挑捡捡个啥？我听范技术员笑着低声说：同样的粮和米，不能做熟就行了，还要好吃才对。

从三连吃完饭回来的路上，杨技术员对小秦说，你班长脾气咋这么燥。小秦说，班长性子急心眼好，他平时对我们也很严厉，但过后从不计较，你也不要往心里去，都是为了工作。事实证明，杨技术员更让人敬佩，我本应先找他道歉，可他反倒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在我调走时，他还专门设家宴送行。后来听许技术员说，他转业后安排在了河南林州市，就是原来修红旗渠那个县，工作还不错，干的老本行，我一直相信好人一定都会有好报的。

复杂艰苦的洞库“坐标”复测工作，总算在同志们高昂的斗志，满腔的热情和没有任何怨言中完成了。可是还有一项困难的任务，这就是计算，它不但有一定的难度而且需要细心和韧劲。别的同志的数学基础我不清楚，可我太了解自己了，不但基础差，而且没有兴趣。但这是工作，同志们在每天坚持正常上班的情况下，硬是挤时间一有空也不用人督促都能自觉坐下来，互相学习克服困难，一个多月顺利地完成了计算任务。不但没有牢骚，没有畏难情绪，我还真的对计算有些上瘾了，或许这就是执着。我们复测计算的角度和数据，误差都在允许的范围之内。经过了那次的复测工作，从某种程度上讲我还真有一点体会，一个人的爱好和兴趣经过培养是可以改变的，甚至客观上的强制更可以改变。通过这件事，也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工作能力。

1976年的9日9日下午，不知怎么搞的，施工现场和往常有些不一样，静悄悄的，后来才知道上边提前电话通知了说下午有重要广播。我们没有接到通知，也就只有我们测量班的几个同志在现场用水泥固定木桩，事也不多，大家都有些带干不干的。大约在三四点钟左右，工区的高音喇叭响了，低沉的哀乐在狭长的山谷回荡着，而且是滚动反复播放。我们立刻意识到又有一个大人物去世了，可谁又能相信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撒手人寰呢？谁还有心思干活，回到营部，三五成群的人们都在议论纷纷，可能都在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各抒己见，这事总是天大的事，大家说说都在情理之中，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对中央的大政方针又能懂得多少。

当天晚上，营部文书七一年入伍山西省临猗的关天恩同志，组织大家为悼念毛主席制作花圈。老关为人友善且很有人缘，我们班全体同志都去了，还有很多能行人都自觉地去帮忙。我和天恩同志商量全部用小白花，显得严肃庄重，工作量虽然大了一些，可人手多，大家只是埋头工作很是卖劲。这个场合谁也不敢胡说什么，干了一个晚上，夜班饭都顾不上吃，约三米多高而且很精致的两个大花圈做成了。第二天送到工区悼念会场和工区的花圈一比较可真是天壤之别，工区做的又小又粗糙，我们做的花园受到了营首长的首肯和表扬。

部队的悼念活动进行了一个星期，又继续开始施工。班里有的同志建议说我们也得有个什么具体行动，以寄托哀思，我说那就每天晚上集体学习一个小时的毛主席著作。大家都很支持，也很认真，可能也就坚持了不到一个月，就因工作忙而顾不得了。

悼念活动结束时间不长，妻子琴芳第一次到部队。她感到什么都比较稀奇，我每天还要上班，也没有时间陪她，有时她闲着没事，就在房子后边的山坡上帮助老百姓挖红薯，干一些活也好解解闷。临时来队没有起灶，反正也没有粗粮就吃食堂。琴芳每次去打饭，炊事班那几个小伙子生怕我们吃不饱，饭老打得多，吃不完的剩饭，我也懒得往食堂送，就倒在屋后的草丛里。琴芳心疼地说了几次“太可惜了！咱们那里农村还吃不饱，真浪费。”

营部炊事班位置紧靠湘黔公路，“泔水缸”就放在公路边上。有一天，一个当地老百姓饿得不行了，经过那里时就在缸里捞了一个漂在泔水上面已泡得发软了的剩馒头吃。这事很快被反映给了营首长他们，副教导员殷世先同志，立即组织营部的同志全体参观，并当场宣布了一条纪律：今后凡有给泔水缸里乱扔食物者，一经发现，不用研究就给处分。有句话说得好，“不打勤，不打懒，专打不长眼”。没过几天，机关直属队机械连调过来的一个副班长，七三年入伍湖南怀化人，早上吃完饭，给泔水缸里扔了半截油条。这事没得商量，营首长刚宣布了，也不能出尔反尔，立即给了一个党内警告处分。营长觉得这个副班长调来的时间不长，就撞到了枪口上，还专门做了做工作，就算是仁至义尽了。其实，殷副教导员也不是和谁过意不去，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言必行，行必果，他也是迫不得已。我们都应该要有公心，会谅解，相信领导是对事不对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通过对这件事的处理，有效地遏制了浪费粮食的坏毛病。实际上，这不仅是一个浪费粮食的问题，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同劳动人民的感情问题，我们应该提高到这个高度去认识。

有的事也确实怪得出奇，有一次营部买了几十斤肉，据炊事班的同志说，用盆子扣在案板上，却不翼而飞丢了。经分析应该不是老百姓所为，说不定是有人拿去孝敬了哪位领导，后来营里也没有追查，这就更蹊跷了。其实有时把话说明，领导未必就不通情达理。有年过春节，工区工程科的一个周技术员平时与我们相处的不错，让我给他在营部买几斤肉，我给刘管理员说了，管理员让炊事班给割了四、五斤，我要结账，管理员硬不让结。同样的情况是曾在愁水沟期间，有个星期天下午，营部这伙人在山上采了一桶蘑菇，许技术员让我到三连司务长肖大刚那里要些肉，大刚也没要钱就给割了四、五斤。所以说只要把话说在明处，谁也不会太绝情的。

琴芳来队住了不到一个月，西光厂生产的经纬仪出了问题，要到西安修理，西庆心想让我和他一起去，顺便可送琴芳回家，但营长没有同意。其实我也不是十分想回去，就让班里的徐洪文去了，一路上对琴芳来说能方便一些。

一次晚上集体学习结束，田教导员专门把我留下，他拿出一张报纸让我看，就是以后部队的技术骨干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转自愿兵的事，其实我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听教导员的意思，是想从这方面解决我的问题，我也考虑提干不行的话，这不失为没有办法的办法。教导员传递了一个信息，不管怎么样部队是要对我负责到底的。

年终到了，又要进行复员工作，我和殷副教导员谈到我的事咋办时，殷副教导员明确表态，以后就再不要考虑复员的事了。其实这事我的心里已经有底了，我就想再摇稳当一些，我是支委也参与了老兵复员的研究工作。

新的一年又来了，这一年是我有痛心事的一年，又是我走向辉煌的一年，有悲有乐，人可能都会是这样，这边长了那边就短了。

春节刚过没几天，部队己开始训练，一封 “母病危速回” 的电报送到我手中。这哪是什么电报，简直是噩耗，我太了解母亲了，她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给儿子添麻烦的。后来我听我爱人说，那天她用架子车拉着母亲去大王卫生院看病回来的路上，走在半道，母亲非让她到街里给我拍一封电报。我到家的第三天，母亲就病故在西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安葬了母亲，我如期归队。老首长田教导员见面就先过问我母亲的情况，他看我憔悴的样子，也已明白了几分，但又不敢相信，他也替我伤心，并安慰了我几句。在当天晚上的营部军人大会上，表扬我母亲去世不但没有续假而且提前归队了，那时我还正沉浸在对母亲的怀念中，那还有心思想进步呀什么的。面对现实，人死不能复生，我很快从悲痛中解脱出来，投入到了正常的工作中去。

说实在的，工作进入正常以后，测量班的事轻松了许多，在湘西部队施工已基本全部机械化了。“引洞”是4米x4米的，两组轨道出渣机两边都能够得着，人工只不过是辅设轨道，或者用铁锹把两边遗漏的石渣往中间扒拉扒拉就行了，劳动强度要比在辽西时轻松多了。特别是从“引洞”进入罐体后，直径32米的罐体只留两个小孔，把石渣从上边往下扒，正好流到斗车里，那么大的面积，两三天测量一次都可以。我的大部分时间被许技术员有意识地安排和他们一起到工区开会，或陪着营首长一起检查工作，尽量提供一些多接触领导的机会，尽量有意识地让我锻炼锻炼。当然还有我对施工现场的情况最了解的因素，测量班的工作基本上交给小秦全面负责了。

从1976年开始，营里在连队之间开展了竞赛活动，根据年底连队完成任务的情况，获取第一名的奖励一台轧面机，考评以测量班的数据为依据。有的连队光知道干，特别是统计员不知道及时和测量班沟通 ，显得很被动。一连除统计员，尤其是连长李迋 益（曾是新兵训练时我们三排的副排长，我们很熟）几乎每天都要问我各连的进度，他们每月只报刚好完成任务，给别的连队一个假象，年底来个数字突飞猛进，工作很主动。由于一连进度最快，营里第一次给奖励了一台轧面机。

在1977年初对1976年的工作总结时，测量班所取得的成绩得到了充分肯定，全班除了获集体团嘉奖外，我个人也是团嘉奖，班里大部分同志是营、连嘉奖，就差那么一丁点是满堂彩。工作都干到这份上了，但还有个别领导不实事求是，还在戴着有色眼睛看人，老想置人于死地而后快，这就有些不可理喻了。

我刚入伍时，杨技术员就是营部团支部书记，直到1977年初，他在支委会上提出让我接替他的团支部书记工作。可我还只是个班长，比我年轻的支委还有机修排排长陈克钦同志，可想而知这些好心的领导为了我的进步用心良苦，千恩万谢是难以表达我的心情的。就这样，不长时间我被推荐并当选为团支部书记，营党委委员，这一职务在连队就是副指导员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营里已把我当干部使用了，目的旨在制造舆论和打基础。

九月份，团机关召开庆功大会，由田教导员带队，我营去了七、八个代表，到辽宁凌源叨尔登参加会议。九月十日凌晨两、三点钟到达北京，当天晚上要转车，田教导员和我也没有找住宿的地方，那时北京住宿很困难。我们就徒步边走边聊到天安门广场，由于前一天正好是主席逝世一周年，观礼台上摆满了缅怀悼念他老人家的花圈，有的甚至用三角铁焊的有七、八米高。秋风一阵一阵凉飕飕的，广场星星点点的游人有些冷冷清清，人们都还沉浸在黎明前甜蜜的睡梦中。我们几个人觉得还有些冷，就蹲在观礼台的一个小空间，我跟教导员说，咋连个警卫战士都没有。话音未落，不知从那里出来了一个警卫战士，凑到教导员跟前问几点了。我一看这个警卫战士还扎的是老式武装带，由于长期佩戴手枪那武装带都 有些磨烂了。也就是晚上，白天是绝对扎不出来的，看来他也是个节约的人。我们说了一会儿话，他说他执勤的时间快到点了，就告辞了。那时的社会治安真好，哪像现在这样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像似如临大敌。当然其中的最大涵义在于扬国威，扬军威，展示我中华民族威武之师的英姿。说话间，东方的启明星己露出了头，东西长安街已慢慢的繁忙起来，我们也该回车站了，大家都想多绕一些地方没有按原路返回，在路上的摊点随便吃了些东西，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一天的庆功会结束后，有几个要会战友，我也没什么事，老乡该复员的都走了，也没有一个知己熟人。三天后，我们其中有几个都随教导员到了建平部队家属院，他们都各自寻找自己的领导去了。正好许技术员也回家属院了，我就去了他家，许技术员让我上午去街里玩，他在家里炖鸡，他女儿许军正好没事，我就用自行车驮着她去玩。可在回来的路上我骑得有些快，许军的脚不小心夹在了前叉里，自行车倒了，把许军摔了一下，我吓得够呛，以为把孩子哪里摔坏了，幸而只擦破了点皮，也没有出血。2016年6月，许军和她爱人来西安接许工，我和许工在西安等她俩，我问许军还认识我不，她说想不起来，我说就是用自行车把你摔了那个叔叔，她说：“噢，想起来了！”整整四十年了，她的孩子都上了大学，咋能记得起来。

那天中午我在许技术员家吃完饭，下午我们一起乘车返湘，田教导员因有事迟两天回来。我们到长沙后，许技术员回祁阳去看他老母亲，我把他送下车后就直接回到部队了。

在这之后不久，有一天早上拆除烟囱时，我一个善意的良好建议，不但没有被韩排长采纳，反而遭到了无理的训斥。当然我也在语言上进行了不冷静的以牙还牙。谁是谁非，自有公论，只不过是绝大多数人都是明哲保身，“老汉吆喝猪，好、好、好”，不愿意蹚这个混水而已。叫我说这是落井下石，不是为人而是害人。

无巧不成书，1978年年初，其昌正好在湘西 “ 检查 ” 工作呆了几天，一连有一个七七年入伍四川蓬溪县的战土有病要中途退役，像这样的情况尽管只是一个人返乡，部队还是要负责到底派人送回去的。为了中途回家有一个合理正当的理由，其昌把送兵这事给揽下了，并鼓动正好准备探家的我和他一起去，营首长也就同意了。我们走贵州经重庆到成都这条线，从距离上可能比走长沙经武汉到郑州京广线这边还近，就是别扭一些，中途在成都转车去蓬溪还要送一个兵。京广线那边路要顺得多，没办法只能跟其昌走这边了。从吉首以上车就是没完没了的崇山峻岭，一个接一个的江河交错，快到成都，才有了开阔视野的天地。成都去蓬溪没有一段柏油路，净是些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沙石路面，一路的灰尘，一路的摇晃。那时的四川和全国一样生活也比较贫穷，电线杆子都是安在用石头凿的洞里，虽然成都到蓬溪距离不是很远也就是二、三百里路，可运行时间倒挺长的。我们在那里呆了三天，办完事儿后，就在营部李治勇同志和机械班的刘仲平同志家里看了看，他们都很热情好客，招待得挺好的，那时候就是那个条件。

1978年的八九月份，琴芳带着“任务”第二次入湘，那时我个人的前途基本明朗，也没有了什么后顾之忧，好则提干，再不济也得转个自愿兵，人也显得风光了许多，特别是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卫生所的李如明医生没事总把我和克钦叫去陪他喝个小酒，也没有个菜就是干抿。叫我说那也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情趣，是一种寄托，是一种境界，这其中的难言之隐又有谁知道，说的高尚一点，这就是一个革命军人的博大胸怀和无私奉献。长期身居大山深处，长期两地生活不能尽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的责任，虽说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谁不想合家团圆团聚其乐融融，谁又想远在异乡孤家寡人形影相吊。记得1977年春节，医生李如明、张百忍，排长陈克钦，材料员杨仿震，我们五个人从大年三十晚上就开始集中在卫生所用扑克打“三打一”闹着玩赢香烟，到半夜不会玩扑克的张医生就给我们准备些酒和菜，自取其乐，有什么办法。天亮以后简单的洗漱，八点半吃完早饭蒙头便睡，直到下午三点半吃饭，吃完饭后几个人就到山上转转。天一黑又开始了前一天晚上的活动，一直到初五的晚上都是这么过的。别人我不知道，我当兵的前十年没有在家里过一个春节，这怎么说呢，现在想起来，心里总是酸酸的。

琴芳怀孕后，妊娠反应特别强烈，一吃一喝就呕吐，人极度虚弱，还得咬牙硬吃硬喝，就这样吃了吐，吐了以后再吃，问题是恶心得吃不进去。我还专门去了一次吉信（凤凰县的一个小镇），在自由市场买了几块钱的鸡蛋，那阵子一块钱八个鸡蛋，回来变着法给弄着吃，还是不行，卫生所又不敢乱用药，后来，李如明医生给开了几副中药，才有了一些缓解，还能勉强吃一些东西。许技术员还给买了一瓶桔子罐头，许多领导和热心人都很关心和关注，就这样时好时坏，断断续续持续了半个多月，才能吃饭了，也不呕吐了。还好，在部队有这么多的好心人关怀并帮助，如果在老家还不知什么情况呢。

也就是在琴芳来队这期间，部队完成了第一个“罐帽”的开挖，因为直径是32米，为了保证水泥浇注的质量，必须是一次性完成。这就需要大量的人力，事隔六七天后，营里组织了一次有四个连队包括营部参加的大会战。我被安排在“技办室”的值班人员中，整个工地几天几夜，人声鼎沸，机械轰鸣，灯火通明，人来人往，热闹，繁忙。指战员们干劲十足，不知疲倦，保质保量的完成了第一个“罐帽”的混凝土浇注任务。我有时想起那个劳动场面，还真有些热血沸腾。

要说开挖油罐的测绘工作，要比开挖洞库的测绘工作应该是更复杂难度更大。洞库是在一个水平面上单头相交，而油罐是四条引洞，从不同的水平面和不同的方向精确地汇集在同一个直径28米，高16、8米的罐体内。

从第一个完成了的罐体看，我们做到了准确无误。前车之鉴，我总结和吸取了深刻的教训，水平的坡度，方向的角度，特别在拐弯处。可都是在测量班的视镜之后，即相信他们放心大胆地去工作，我又身体力行亲自把关再复测一次。还有就是“包桩”定方向，拉距离，我总是自己拉钢尺，这些要害环节从不马虎。有效杜绝了工程事故的发生，尽到了自己的应尽职责。

报效国家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即就是有去无回，也是理所应当在所不惜。那段时间大家都围着地图看，主要是关心我军的挺进速度和位置，实际上如果再打得大一些，我们部队肯定会上去的。最后大家还是白忙乎了一场，也没有什么上战场的命令。没过几天，中国军队以胜利者的姿态凯旋归来，用青春和热血打出了军威国威，达到了对这个忘恩负义跳梁小丑教训之目的，在祖国的西南边疆，筑起了血染的丰碑，振奋了党心民心，一举夯实了共和国改革的奠基石。

那一次中国初试牛刀，使越南暂时的服软，我们是不会一劳永逸，麻痹大意，放松警惕的。也算是扩军吧，我们团的每个营都扩编了一个机务连，一机连的第一任连长是原营部机修排的排长陈克钦同志，把原来营部的机修排除测量班留在营部外，其他的机械班，锻钎班，修理班都归新组建的机务连，扩大为两个排，团直属的机械连也对每个营的机务连补充了力量，这杆大旗就算树起来了。营部只剩下测量班一个建制班，其他就是炊事班，通讯班，卫生所这些勤杂人员，原来热热闹闹的五、六十个人，现在成了冷冷清清的二、三十个人了。生活更方便了，事情也更少了，各干各的事，也挺清闲的。

一纸电报，儿子降生了，给我们家带来了欢乐，我心急火燎地赶到家。岳母在照顾琴芳呢，还要给我们一家人做饭，的确很辛苦。那时还是大集体，我前脚进屋，气还没喘匀了，父亲就让我去轧辣子。大弟世良是队长，很辛苦，村里成立了一个青

    年突击队，他也是领导，那时还是人工割麦子，他身体好一天下来也够受的。其实我并没有多少事，主要是忙了个岳母，我正想好好地把娃哄哄，西庆给我来了一封信，说是我的提干命令下来了，让尽量提前归队，可千万别超假。琴芳看了信后，也不知是高兴，还是担心，还是激动，我说不上来，抱着孩子有些让人琢磨不透，我向老父亲和世良说明了情况，就提前一天归队了。

到部队后，我正睡得迷迷糊糊，田教导员和新提拔的营部书记张晓春同志来找我。小张赶快把我叫醒，教导员说：“给你打了一个副指导员的报告，批了个排长。 ” 看得出教导员有些不太高兴，我只是笑了笑，也不好说什么。

没过几天，我去怀化的部队医院进行了体检，当天吃晚饭前，营长施洪友同志宣布了我的任职命令。

营里暂时把我安排在“技办室”，我走后由秦庭珠同志担任了测量班班长，材料员李治勇担任副班长。到“技办室”后，许技术员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由二连抽一个班维修水塔。在那期间，三连出了一些问题，营里成立了以副教导员殷世先同志为组长的工作组，西庆是副组长，去三连进行整顿工作。三连正好缺一个副指导员，西庆鼎力推荐我去，指导员肖大刚也积极想要。而副营长陈文秀却建议我去二连，当时陈副营长的目的我心里很明白，因为二连的连排领导都是六五年入伍的，他是想掺入新力量。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两个连队都没有去成。

我接的第二个任务是盖服务社，倒不是什么大事难事，但也有些不太好办。营长施洪友同志主张盖在比较高一点的地方，那里面积比较大，开阔一些。陈文秀副营长主张盖在下边靠公路的地方，他又是管后勤的，靠公路无论从经济效益还是方便军人和老百姓购买方面都有利。如果要我说，当然陈的主张更合适，可是营长也有他的道理，而他两个又不沟通，把我夹在中间很难办，最后只好按谁的官大听谁的，以营长的意图盖在了上边。陈副营长又不高兴了，可他也理解我的难处，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又不是什么大事。

十月初，团里调我去分部农场，说实话我心里很矛盾，不走吧现在的位置很尴尬，走吧在六团十年真有些舍不得。当殷副教导员找我谈话时，他非让田教导员在场，这时教导员提副政委的命令也下来了，我明白了殷副教导员的意思，他怕我话不好说，其实我慷慨地答应了，调不调是上边的事，何况殷平时对我也很好。过后，田教导员说：“你再不想走的话，我回团里后就说不是你不想走，是工作需要。”我说：“教导员您的情我领了，我想还是去的好，人挪活，树挪死，何况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心想您能保我一时，不可能保我更长时间。田教导员鼓励了我几句，并提了些希望。

风吹云儿走，情在心中留，往事一去不回头。我在六团干了整整十年，风霜雨雪一路兼程，不管怎么说，是六团把我这个无知的青年培养成了还能有一些用处的人，军人嘛！个人的安危冷暖本来就应不足挂齿，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应该是首当其冲，这是军人的职责、誓言、义务。

1979年，也应该说是我的幸运之年，有了儿子又提了干，琴芳有时开玩笑说，是儿子给你带来的幸运，或许吧！我相信有耕耘就会有收获，还是那句话，宁愿干了后悔，也不要不干后悔，天道酬勤。

在2017年9月22日《纪念集》的发行会上，听继华说他几年前去过一次湘西部队驻地，那里已经夷为平地什么都没有了，当年部队打的直通溶洞里最大的一个开阔场地，是一个养殖业主在养娃娃鱼。这也难怪，就连部队1980年下半年北上黑龙江省铁力县的神树镇搞的工程都报废了。一个营的兵力近千人在那里干了整整五年半，指战员们抗烈日战严寒，挥汗如雨，克服水土不服等重重困难，而且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一次国防施工中，三个战士在4X4米的引洞中，由于点完炮后，没有能够及时撤离，致使班长和一名战士重伤，一名战士壮烈牺牲。还有一名陕西藉的副班长不幸溺水身亡，再就是一个山西籍的班长自寻短见。最后这一切却都成了过眼云烟，没有一点利用的价值。我清楚的记得，那天吃过早饭后，我们班正准备到溶洞里去作业，四连到工区那边露天施工的队伍正好从我们班门口经过，乾县乡党胡志魁同志，戴着一顶草帽子，走在他们排的最后，我俩平时就很熟还开了几句玩笑。可到上午十一点半左右我们从溶洞工作出来，看洞口支了一个临时床，床上躺着一个人用白布盖着，一边有一个战士在持枪站着岗。我们立刻意识到出事了，溶洞的外边站了四连很多同志正在议论那事。经营里领导多方努力，想作为烈士对待，但上级没有批，我看到了通知书，是革命工作人员，抚恤金二百六十元。事情的经过是，大家都在露天现场施工，天气太热，胡志魁和兴平的一个乡党想去河里洗一洗，冲冲凉缓解一下酷热难耐的高温，结果南方的河流清澈见底，也看不出来深浅，他也不会游泳，出溜下去就再也没有上来，成了孤魂野鬼。

这个工程是报废了，从表面上看国家受了一些损失，我们没有必要追究谁是谁非，实际上也没有谁是谁非，更不能说成是劳民伤财。可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上马与下马，都是战备的需要，都是防患未燃。那么多打好了己经使用的成品库，武器弹药储备了那么多，还不是没有用上？但是正因为有了这些雄厚的物资基础做后盾，才使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才使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时代有了做人的尊严。

后来我在中央台看到一则报道，说那里离当年的施工现场一河之隔有个“拉务”苗寨，利用部队开山打出的石渣致富，摆脱了贫困。就算我们部队用了六年的时间，艰苦奋斗，不懈努力，为湘西人民致富奔小康做了一些贡献吧。

1、张超政委二、三事

张超政委，高高的个子，胖胖的，大脸盘，浓眉大眼，鼻直口阔，典型的山东大汉，看起来挺严肃，实际上人是和蔼可亲。由于我们六团驻地分散，一营在湖南省凤凰县，团机关在辽宁省凌源县，一般的战士能见到这个级别的“大官”还真不容易，而我在营部接触比较方便些。后来从六团出版的《纪念集》中得知，张政委调出六团后，在一个什么军事院校任政治部主任，晋升少将军衔。不幸，在去年的十月份病逝。我在和张政委有限的接触中，有幸目睹了张政委的一些平凡小事，看起来不是很起眼却能给人以教育和启迪。

娃娃鱼

在辽宁的时候，部队环境比较艰苦，生活也不是很好，粗粮以高粱米为主，还有玉米面，而细粮是大米和白面。一日三餐，其中两顿是粗粮。陈锡联在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兼辽宁省革委会主任时，他还真有所发明和创造，把每人每月供应半斤油降到三两，人送绰号“陈三两”。困难时期也就那么回事了，又不知是谁给出了个馊主意 ，叫全粉（就是小麦磨成面粉时不留麸皮），说营养价值高，黑不留球的，难以咽下，部队反应很强烈，持续时间不长，又改回来了。但一天两顿粗粮是改不了的，就这样在辽宁五六年里，除了节假日，天天如此。

部队到湖南后，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应该说没有了粗粮，因为南方的粗粮就是大米，湖南的大米再不好吃，也比高粱米和玉米面强，还是四、六开。而南方人爱吃大米，面粉部队随便买，要多给多，差价也不大，面粉每斤0.11元，大米每斤0.09元，只差两分钱。还有就是一年四季都有新鲜蔬菜，不像辽宁一到冬天就是老三样（白菜、萝卜和土豆），几天就把人吃腻了。营部到湖南后也改变了很多生活习惯，在辽宁时各班用盆子打饭、打菜和打汤，到湖南后，饭堂有两个小口，一个打饭，一个打菜，饭和汤端出来随便吃喝，菜由炊事员打。天天顿顿有馒头有大米，各取所需，到了夏季，每天早上炒一盆青辣椒，随便吃，北方人都好这一口。

一天中午，炊事班却破例没有在窗口打菜，而是把菜盆端在了餐厅的桌子上，炊事员扯着嗓子喊让大家都来打菜。同志们很自觉的推来让去，你一勺他一勺，不知是谁嘴快，说了句：“还是鱼肉呢？”又不知是谁补了一句：“这鱼没刺还挺鲜的。”这时不知是许技术员还是刘管理员说了一句：“这是娃娃鱼，都没吃过吧，湖南特产，本来是让张政委尝个鲜，政委让在大灶做大伙都吃。”（当时娃娃鱼还没有明确列为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凤凰县紧靠贵州，山大林密，江河纵横，地势险要。有一些河沟支流，野味丰富，最珍贵的要数娃娃鱼了。一些上级首长来，都是单独品尝，同志们别说吃，连见都见不上。官兵一致，不搞特殊化，那是说给别人听的，团里首长来了，甚至更高的首长来了，都和营部的战士同吃同住，最多临走时加几个菜，连酒和饮料都没有，大多都是个人掏腰包。张政委没有单独享用，而是让大家共同吃，让同志们开荤解馋，不仅体现了官兵一致，更重要的是发扬和传承了我军的光荣传统。有这样的首长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何愁军队不克敌致胜，所向无敌。

安全帽

湘西的十万大山，峰恋起伏连绵，松柏高耸云天，沟壑纵横交错，河流四通八达。处处风景如画，处处隐藏神秘，处处充满“杀机”，处处扑朔迷离。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大小溶洞千奇百怪，星罗密布。难怪当年几十万土匪藏匿，来无影，去无踪，聚则匪，散则民，神鬼莫测。就连赫赫有名的第四野战军也吃了不少的闷亏，拳头打跳蚤有劲使不上。如果你身临其境，好似在画中游，看过电影和电视剧《湘西剿匪记》、《武陵剿匪记》就能领略一、二，饱饱眼福。

部队南下湘西，除了新开挖人工洞以外，利用和改造一个自然形成的大溶洞，作为储备油料仓库。人工开挖油罐十五个，新开挖的罐体是通过上下不同方向的两个（4米x4米）的引洞，上边的“引洞”直通罐帽，下边的“引洞”直通罐底。“毛洞”的“罐帽”直经32米，罐体直径28米，高16.8米。开挖的方法先开挖罐帽，用水泥浇注后，再由上边向下直打两个不到一米 见方的洞口，上下同时进行。南方的石头虽然说是花岗岩，可石质比较松软，再加上南方雨多，容易出现渗漏。油罐直经跨度太大，也容易塌方，有更大的危险性。四连在天然洞施工时，一个副排长喊了一声就立了个三等功。那天二三十个战士正在清理石渣，这个带班的副排长看到洞顶唰唰向下掉落小石粒，立即大声呐喊撒离。结果就在战士刚撤离后的瞬间，轰隆隆一声巨响，几十方石头从天而降，连铁疙瘩出渣机都砸扁了，避免了一场特大事故的发生。

长长的引洞，昏暗的灯光，张政委高大的身躯，迈着结实矫健的步伐，手里拿着一把雨伞走在最前边，田教导员和许技术员伴随左右，我紧跟在后边，准备随时回答政委提出的问题。刚走不远，我们才看到政委没戴安全帽，田教导员赶紧说：“小姚，快把安全帽给政委。”我急忙紧走几步追上去，政委一看他如果戴上我就没有了，执意不要，并说：“我的头是肉的，小姚的头就是铁打的？ ” 我还是硬把安全帽塞到政委手里，把雨伞接过来，可政委却一直没有戴。我们陪政委在洞里视察了一圈，政委问这问那，从每天的进度到战士的工作量问得很详细。就这样我们转了足有两个小时，但他一直把安全帽拿着没有戴，就是到战士们正在施工的断面前，也是最危险的地方，他都没有戴。

都说湘西是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这话一点都不假，变天比翻书还快，雨说来就来，我本来就是一个没眼色的人，这会儿却上来了机灵劲，赶快给政委把伞撑开。政委接过去后，合起来拿在手里，因为我们几个人都没有雨具，早上来时专门给政委准备了一把雨伞。田教导员和许技术员多次劝政委把伞撑开，他都没理会。淅淅沥沥的雨点打在政委的头上脸上和身上，他还是那么神态自如。我真的有些感动了，发自内心的敬佩。这就是我们部队的作风，官兵一致，同甘共苦，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完美的体现在张政委的身上。难怪我们的军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还好，雨不是太大，但毛毛雨湿衣服，回到“技办室”，政委己是满脸雨水，衣服也有些湿了。我说：“政委，我到炊事班给您打一盆热水洗把脸吧！”他说：“不用了，擦擦就行了。”他接过许技术员递过去的毛巾擦了擦脸，说：“你也跑了一上午了，快回去洗洗。”我应了一声，一句多么温暖的话，我着实被感动了。我算个啥，不就是一个兵吗？说句大实话，那么多的团首长，有的长什么样子，我早就模糊了，淡忘了，还有的根本没印象了，而张政委的音容笑貌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吉祥福地

湘西通往贵州的公路，说是省道并不平坦，弯弯曲曲，疙疙瘩瘩，有的地方还是“长虫吸青蛙”（就是鼓出来一块避车的），前面车辆行，后边尘土扬，还不如我们县上现在的生产沙石路。部队营房分布在公路两边，沿山搭建的油毛毡房，东一座，西一幢，只能顺其自然因陋就简，根本不可能整齐有序，凑合着无规则地将就排列着。

在营首长住房斜对面的公路边，紧挨着大树下边畏缩着一间低矮的油毛毡房，临路的小窗户用白塑料薄膜钉得严严实实。旁边紧挨着的是二连的猪圈，猪圈前面是厕所。这间房子原来是马车“司机”住的，后来团里派过来一辆解放车后，马车班就再也没有存的必要了，“司机”复员了，军马处理了。为了解决全营的给养问题，每星期的一、三、五去凤凰县，二、四、六去吉首自治区。营部和四个连队的给养员可忙坏了，扛着麻袋提着箩筐，不知是谁编了几句打油诗，还真挺结合实际，挺有意思的：赶车跑得像兔子，出门办事像孙子，坐在家里像公子。

现代交通工具的派驻，原始的马车就没用了，可马车“司机”的宿舍，却没有闲着，成了营部临时来队家属的 “ 闺房 ” 。别看它貌不惊人，东斜西偏，技术员范西庆，排长陈克钦，给养员余水胜，都先后与夫人在这里度过良宵。家属房还没有空闲过，军嫂们都是来时苗条，走时发福，满载而归。后来好多同志风趣地开玩笑说：“你们几个真该给这里立块碑子，上写风水宝地。”

   1978年的八九月份，妻子琴芳也来部队探亲，当然也荣幸地住在了那里，还真灵，时间不长就有了。

大山深处的天黑得早一些，部队刚吃完晚饭时间不长，夜幕就慢慢降临了。一天，我们刚吃完晚饭正在收拾碗筷，“笃、笃、笃”有人敲门，我赶紧就去开，是干部股的郭明光干事，他是我们三连调出去的，在三连当统计员时我们就认识。他笑着说：“老姚，政委刚从四连过来路过看看你们。”话音未落政委已进了门，政委那高大的身躯只能弯腰进来，我真有些受宠若惊，不知如何是好，赶快让坐，但根本就没地方坐，狭小的空间，污浊的气味。我急忙向爱人介绍，她妊娠反应刚有些缓解，也不知道政委是多大的官。政委进屋后看了看，先是眉头紧皱，后又转而和蔼地问乎了琴芳几句，并说部队条件比较差，要多谅解和理解，多支持爱人在部队的工作等。寒暄了一会，政委他们有事就告辞了。我和爱人送出门，郭干事说了我的一些情况：营里打了几次提干报告，你没有上过院校，提技术员不好提，连队又满员，让我再等等。我笑了笑，邀请他明天到家吃饭，郭干事说都是细粮，在那里吃都一样。

几句温馨的问候，几句贴心的关怀，看似平常的有问有答，带来的是温暖，凝聚的是人心。说真的那间小房子根本空气就不流通，南北两个窗户都钉得死死的，都只有半平方米大小，北边靠公路尘土飞扬，南边临稻田又怕蛇钻进来。张政委能光临寒舍，嘘寒问暖，我确实很感激，这也是我军上级关心下属的光荣传统。

第二天，我准备去施工现场，亲耳听到了张政委在向施洪友营长交待，一定要解决好“临时来队家属”的住房问题，同志们这么辛苦，家属一年就来那么一二十天，这样简陋的条件怎么能行？施营长一面点头，一面向张政委表态一定要解决好。

后来，营里根据张政委的指示，没多长时间，盖起了十几间家属房，来队家属的住房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

2、永远的思念

前几年，在一次和营部原给养员余水胜同志的通话中，才知道了田伟教导员已经过世的消息，噩耗传来，心情沉重，好人怎么就这么不长寿，恶人反而却一年又一年吆五喝六耀武扬威，这也太不公平了，可能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也就是这样，也只能说是命运的安排。

老教导员和我最后一次见面，那还是在1980年的冬天，部队在齐齐哈尔市接兵，老教导员是新兵团的政委，他让随行人员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到军分区招待所把他们一行三人接到我的连队。晚上农场也简单进行了招待，搞了几个菜，喝的是农场大曲。后来我又去招待所找过他一次，他可能忙没见着人。没过几天，我又让连队的一个战士给他捎去了一袋苹果，战

1979年10月，团里决定调我去分部农场，当时他晋升副政委的命令也下来了。说实话，我很留恋在六团的部队生活，毕竟十年了，能没感情吗？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我们临走前，营部张罗了一桌子饭，送老教导员晋升，送我调动，送李如明医生转业。实实在在的讲，老教导员在营里工作了十年，他是营里的主要领导，我只不过是一个小萝卜头，纯属正常的上下级关系。我不可否认他为我帮了很大的忙，为改变我的命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我就是再糊涂好人坏人还是分得清的，谁是谁非心里还是有一本账的，无论从感情上还是其他方面，我是绝不会恩将仇报忘恩负义的。

曾记得1969年下半年，原一营的副教导员寻迪荣调走，二连的指导员田伟同志，一连的指导员朱振乾同志，同是一纸任命书，都是副教导员，我记得田的名次在朱的前面。朱振乾是我们新兵训练时的指导员，因为我参与过新兵绘画忆苦思甜的挂图制作，彼此都认识，田副教导员只是来营部开会时见过，他高高的，瘦瘦的，黑黑的，不苟言笑。一张严肃的脸，乍一见，对不了解他的人来说还真有些望而生畏，其实他心里有一团火，对人和蔼可亲。他来营里时间不长，就去了“民工团”担任政委。1970年下半年，教导员施祥民调北京总医院，田副教导员被任命为教导员。那时他还在民工团没有回来，当时的营长是王万珍，副营长是李国谋，副教导员是朱振乾。

应该说他的工作还是得心应手，顺风顺水的，虽然王营长资格老是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而他是五九年入伍，因一些特殊情况，他在营里的工作上还是举足轻重的。这中间李国谋又调走了，调来了杨步云担任副营长。毫不掩饰，在1974年之前，我几乎很少和田教导员说过话，咱一个普通战士也没那个机会，无非是见面后打一个招呼仅此而已。我比较有印象的是七一年入伍的新兵快分到老部队时，我在办黑板报，用美术字写了一句热烈欢迎新战友的口号。田教导员正好和原营部管理员时任二连指导员沈行超同志过来，笑着说：“字还写得不错！”沈指导员也跟了一句很活泼的话，估计那时候田教导员连我姓啥都不知道。

应该说我进入老教导员视野的还是1975年以后，我们测量班的房子和营首长的房子紧挨着，只有一个落差不到三米的土台阶，我那时是班长。其实在这之前，我听说过教导员原来是机关测量班班长出身这事，这可能是“行亲”才使我们走得更近一些的缘故吧。刚到湖南时，营首长的家属都还住在建平县，老教导员吃过晚饭后，经常到测量班来和战士们聊天，反复告诉我们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如果在战争年代就是侦察班。现在你们是走一路红一线，到一地红一片（意思是：测量班工作时提着红铅油桶子，测量后划红线；我们经过之处路两边的树木杂草都被铅油染红了，测量到哪里，红油桶就到哪里）。更多的是给我们传授他的一些工作经验，教我们怎样目测距离，要求我们多学习数学，熟练运用体积和面积的计算方法。一来二去，我们从平常的礼节性打招呼和一般性交流，发展到彼此之间推心置腹无话不谈。1977年，我母亲去世后，他很是同情，在营部的军人大会上表扬我把痛苦压在心里，舍小家为大家提前归队，

那两三年，说得严重一些，教导员也是内忧外患，日子很难熬。一个营近千人，远在几千里之外单独执行任务，当时王万珍营长和刘衍贞副营长转业己确定，殷世先副教导员新调来时间不长。营里的全盘工作几乎是他一个人单枪匹马扛着，千斤重担一肩挑，真的有些很苦很难。偏偏那个时候嫂子还患子宫瘤，要做切除手术，住在远离部队几百里路以外的怀化部队医院，他的大女儿远在辽宁建平当兵，三个儿子还小。可真是雪上加霜，一般人没有坚强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是很难扛下来的。在他家属住院其间，我和克钦、仿震有心想去看望，离得太远，交通又不方便，也只好在她出院回来后，我们去看看。

1979年公历的6月6日，儿子降生，我回家探亲，当得知我提干的消息后没有激动，好似一切都在情理之中，跟没事一样淡定。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十年辛苦不寻常，除了我爱人看过信，知道内情，我给家里任何人都没有透露。

回部队后，教导员又及时来报喜，说实话，结果尽管来得晚了一些，但毕竟还是来了。想想更多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材，却没有机会能在部队展示才华，我还真是够幸运的了。虽然说不以成败论英雄，可他们总是失去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只能说我的运气好，遇见好人了，遇见真神了。

副营长、一等功臣荣立者陈文秀是个热闹人，硬让我请客，营里领导家属都住在营部附近，不好在谁家里办。我请炊事员做了几个菜，买了两瓶酒，请营里的几个领导和营部的几个干部在陈副营长的宿舍聚一聚。老教导员是最后一个来的，进来后还善意地批评我，都知道是开玩笑的，营长施洪友笑着说，你坐不坐？不坐我们可就吃了。大家有说有笑，一桌子的和谐，一桌子的快乐，一桌子的谈笑风生，尽在开怀畅饮中。

他走了，“好人不长寿”这话可能流传了几千年，也没有人考证其出处，只不过都这么说。虽然说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情，但他毕竟走得有些太早、太急，那么让人不可思议，那么让人欲哭无泪，那么让人久久难以忘怀。我常在家里提起他，爱人和他也挺熟，儿子说了几次，说有时间陪我去给他老人家扫墓，我连他安葬的地方都不知道，唉！有几次我看着他和我的合影，总觉得他那和蔼善良的微笑，是在用刀子扎我的心。

多少次的关心，多少次的教诲，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让人久久挥之不去，也只能接受这残酷的现实，您我阴阳两隔天各一方，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巍峨的武陵山脉，将永远镌刻着您的威武英姿，奔腾的泡水河畔，将永远传颂着您的丰功伟绩。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艰苦奋斗，努力拼博，克服困难，无私奉献的高贵品质，铸就了您永远的人生辉煌。

3、良师益友

1969年的春天，小草己顶出了地面，杏花己铺满了山坡，树儿动枝儿摇，春风满山跑。

四月底我们刚到营部时，许技术员就是“技办室”的主管了。那时他年青英俊，地道的白面书生，温文儒雅，文质彬彬的，平时沉默寡言，出口诙谐幽默，还真的让人有些敬而远之。

“技办室”是测量班的顶头上司，对班里的工作特别是业务方面的事，他可是一言九鼎。在凌源县的不到两年时间里，我们之间没有机会也没有创造条件进行过一星半点的语言交流和思想沟通，就是偶尔相遇也是实在回避不过

只是简单的打个招呼。工作上的事有班长和副班长呢，还轮不上咱这个新兵蛋子，咱原本就是一个名不见经传不起眼的小人物，盐里醋里都跟咱没关系，光是埋头拉车，也不用抬头看路。到了建平，新兵变老兵了，小姚变成老姚了，还是一个小小的战士，还是没有机会和领导接触的份。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农业学大寨风起云涌，高潮迭起。辽西的地理条件和昔阳大同小异，都是穷山恶水，为了解决人民群众的温保问题，向大寨人学习更是一马当先。“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是当时的战斗口号，他们的办法是开山炸石，修堤筑坝给河床镶边人工造田，扩大可耕地面积，那可真是千里万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夺高产。在当时来说应该是一条好路子，主要是为了解决人民群众的吃粮问题。

第二次印象比较深，还是许技术员、西庆和我可能还有廖元宏同志。那次石方量大，先开挖的2米x2米的“引洞”曲里拐弯的，我们去了以后，“引洞”基本己挖成。按照许技术员的要求，我们几个人测高低、量距离，忙活了两三个小时。他又是看地形又是要数据，忙他的事，计算放药量，药量大小是爆破的关键，要恰到好处。药量大了既浪费炸药，爆炸的石块又小；药量小了后果更可怕，有可能掀不掉那个山头。对我们来说无所谓，可对许技术员来说压力很大，一旦不成功，老百姓可真是劳民伤财，损失那可就大了。

我们住在公社机关，当时公社食堂每天吃两顿饭，粗粮细粮倒没什么，公社干部是定量，开始给我们也是定量，有点吃不饱，有时饥肠辘辘招架不住，没到饭点肚子就饿得不行。一天中午，实在有些顶不住了，许技术员自己掏腰包买了一包饼干先让我们垫巴垫巴。没想到这一小小的举动，让一个公社干部看见了，就让饮事员给我们增加了主食的量，算是搞了一点特殊化吧，别的他们也是力不从心。

一天下午，我们正在屋里说事，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大家正在犹豫，许技术员喊了一声“地震”，我们赶快往院子跑。外面已经站了好多人，交头接耳指手划脚的，是不是海城地震的余震说不清，等我们返回屋里时，顶棚己经裂开了手指头宽的一条缝子。

己经有两三天了，一字摆开的男女老少不分昼夜，也不知是几班倒，蜷缩在狭小的“引洞”里不停地传递着土筐，很是别扭。站着吧直不起腰，坐着吧又有点使不上劲，只能猫腰干，一个个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中国的农民为了求生存所付出的代价我们是很难想象得到的，只有你亲眼所见才会心服口服。西庆和我们小心地接好电线，许技术员果断地决定，为了保险起见，让再接一组备用线。我们认真地顺着靠左边“引洞”的地面用土埋的严严实实的，才放心的离开现场。

我记得很清楚，在准备爆破的前一天下午，许技术员有些忐忑不安，坐卧不宁的，这么大的动作，他太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有多大。就是计算得再精密，考虑得再周到，可有时人算不如天算，谁也不敢保证每弹弓就能打下一个麻雀。他这个无神论者，也在祈祷上苍保佑明天爆破成功。他倒不是信任上帝，而是压力确实很大，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夜幕慢慢地降临了，周围的大山黑压压一片，只能影影绰绰地勉强分辨出轮廓。辛苦了四五天的老百姓，陆续拖着疲惫的身躯，三三两两、着急慌忙的，都想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一根细细的木杆，挑着一个不大的灯炮，放射着微弱的光亮，在黑暗中摇来晃去的。我们镇定自若地整理好电线，一个本来是队里安排最后收拾电灯电线的社员，他看老百姓都走完了，只剩下我们几个当兵的，有些发怵，语无伦次像是哀求：“那我也走呀？”我盯了他一眼没有理会，许技术员说：“那你走吧，最后我们收拾。”小伙子不顾一切就向山下跑去。我们测完主线和备用线的电阻，发现主线有些问题，许技术员毫不犹豫的让改接备用电线。其实每天我们都要对电阻测试两三次，如果不是许技术员让多接一条备用线，那或许就是另外一个结果。西庆和我让许技术员先走，我们在收拾完东西后，又检查了一下裸露的电线，镇定地接好备用线，迅速撤离了现场。

临时指挥部设在离爆炸点约有一华里远村头的一户老乡家里，昏暗的灯光下几乎聚集着全村的男女老少，这么大的事谁能不关心。公社领导和大队干部站在群众的最前面。许技术员问放好岗哨了没有，他们说都已安排好了。一个老太太不放心地说，她儿媳坐月子，怕声音太大，让家里提前防范一下。许技术员说：“没有事，动静不大。”两个持枪的民兵威风地守护在配电箱两边。准备就绪后，一个公社领导神圣地打开铁锁，我的心怦怦直跳，马上就要“刀子底下见菜了”。随着一只有力的大手合上电闸，蓝光闪过，“轰”的一声巨响，脚下一抖，像似地震。人们真的激动了，他们互相用眼神传递着欣慰的快乐，并尽情奔走相告分享着这成功后的喜悦。有几个性急的和管事的都拿着手电筒向现场跑去，我们也跟着去了，天太黑也看不出个啥名堂。

当我们从现场返回来时，热气腾腾的炒菜已摆满了一桌子，还有几瓶老白干。席间充满着欢乐，特别是公社领导和村干部们，频频举杯表示祝贺，满怀着对未来幸福生活的向往和憧憬。后来听说连接送我们的小车都是从县里借来的，我们真的很感动，想起来他们也太不容易了。第二天，我们在返回部队的途中，经过爆炸现场，看到白花花的石头铺满了山坡，我们几个人的脸上也写满了欣慰，更觉得有成就感。再有几天就要过春节了，就算是我们迎接新年的礼物吧。

通过这两次爆破，才有了和许技术员接触的机会，但从没有交流过个人的思想情况，只知道了他对工作的那份热爱、认真和执着，处事的智慧、敏捷和果断，是我们很多人望尘莫及的。后来我也才听说他在铁道兵四师十九团时就有过几次成功爆破的范例。

   部队调防湘西后，我是测量班班长，从工作的角度，接触就多了。但有些事我现在想起来未必不是好事。辽西六年，领导之间看法上有时也不一致，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部队也不是铁板一块，平静中孕育着惊涛骇浪，也是常有的事，树欲静而风不止嘛！这样势必导致领导之间在看人用人方面带有个人观点和感情色彩，难免厚此薄彼，掺杂个人的恩怨情仇。牺牲品往往都是战士，领导大不了调动一下，照样当他的官，再不济转业回地方也得给安排工作。倒霉的总是当兵的，我庆幸自己人微言轻没有掺和进去。说真的，平时我根本也不关心这些事，也看不出来“帮子长底子短”，不偏不倚，不亲不疏，要靠山没靠山，要名气没名气的，倒成了自己的保护色，这正应了“出头的椽子先烂”这句话。我想有些事和挤公共汽车一样，你没有那个机会和没有那个能力，就不要凑这个热闹，索性不要勉强。不如缓一缓等下一趟，人也少了也不用挤了，车上又有了好位子，何乐而不为呢。当然也不排除没有了下一趟，还是没有坐位，或还是挤不上去，前途命运本身就有赌博的成份在里边，这就还得看你的运气了。

许技术员是一个知识分子，咱这工农子弟总感到可能有些话不投机，其实不然，你如果和他混熟了，相互之间没有了芥蒂，他是很随和并平易近人的。他除了工作认真，思想超前确实具备了很多优点，况且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谁都不可能做事天衣无缝，无懈可击。

他这个人平时沉默寡言，不与强势争高下，看见全当没看见，不一般见识，以柔克刚，以静制动，总是让一让风平浪静，忍一忍海阔天空。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声不高却当仁不让，更是对那些无知无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嗤之以鼻，碰的往往是软钉子，也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

一度时期，人们对有知识的人看法偏激，一些根正苗红的白丁却吃得开叫得响，有的就是混上个一官半职仍是个茄子色，错别字漫天飞舞，大白话铺天盖地，可真让人有些啼笑皆非。在那个特殊时期，知识真的不能当饭吃，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连提都不敢提。也多亏许技术员出身好，说话还有一定的分量，主要是来自“无欲则刚”。

1976年，湘西的工程将全面铺开，测量班面临的是一营从没有干过的油罐，无论是工作量还是难度都比较大，在1975年底研究老兵复原时，班里的状况是，七一年入伍的李一心和杨文艺俩人很早就下了决心要走，七三年入伍的廖元宏同志己调入机关，班里最老的兵剩下了徐洪文。我倒不是杞人忧天，当然离开了谁天也塌不下来，但“技办室”的工作却不能得心应手，更要多操一些心。有些领导就是小肚鸡肠，大局观念都让狼叼去了，我看是以人划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也亏得田教导员公平公正心系工作，许技术员和杨技术员完全是出于公心，从工作的需要出发，据理力争。有的领导外表上给人一个心慈面善的印象，却没有一点事非观念大局意识，心胸狭窄，平时也讲不出来一个啥道理，你说他挟私愤图报复吧？我也没有得罪他，我还不是夹着尾巴做人，我看在某种程度上好像给“技办室”制造麻烦，想给许技术员找难看，我不过是个牺牲品而已，这样的人也太不地道了，好歹事实会证明一切的。

许技术员的工作认真是出了名的，眼睛里不揉沙子，尽量不留瑕疵。湘西的工程本来人家都是设计好了的，应该说是万无一失，但他仍要求“测量班”再复测一次，当然这里边有一个锻炼队伍的因素在里面。在那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班上下齐心协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面对枯燥的十个阿拉伯数字的反复使用，没有一个人想打退堂鼓，那份工作热情出人意料，获得了核准设计锻炼队伍的双丰收。

许技术员爱护同志不是嘴上的甜言蜜语，或施一点小恩小惠，或出了问题无原则的包庇袒护，很俗气的那些做法。可以说他给人的是一种大爱，他公开场合没有表扬过谁，最起码我没有享受过这样的殊荣，他真正关心是同志政治上的进步。重要的是同志出了问题，他推功揽过敢于主动承担责任，能谅解和包容。有一次，我和材料员马云飞同志在打篮球时发生了几句语言上的冲撞，这事我有些倚老卖老，责任在我，小马也不是想告我的状无意间把这事透露了出来。许技术员知道后，他只是听起来好像是淡淡的一句话：“玩呢，不要那么较真，有啥意思。”尽管是批评，我没有任何解释和强词夺理，只有默默地承受着，听了以后很舒服，并下决心改正从中吸取教训。这不仅是一个方法问题，重要的是在诚心诚意地帮助人，没有大声斥责和在背后搞名堂，这才是爱护，真正的爱护。

有人说，许技术员吝啬小气，其实不然，他在营里是数一数二的高工资，只要是你和他一起出门，他总是抢在前边开钱。有时我们两人从现场回来，途经“技办室”都要进去坐一会儿，他老是拿出桔子来招待。只是在1977年在机关开庆功会时，我约他一同返湘，在他家里吃过一次饭，买了十几块钱的礼品，一瓶罐头还摔烂了，这些确实算不了什么。我爱人1978年妊娠反应强烈，他送去了一瓶罐头，而且语重心长地说：“这个时候，要给你爱人多一些温暖。”这个事看起来并不大，微不足道，说白了，他是精打细算会过日子，把钱花在该花的方面。

无情岁月催人老，许工程师己是八十岁的老人了，曾先后五次来过西安，三次来过户县。人这一辈子能遇到几个知己，也就应该知足了。我真命好遇到了两个最知己的首长，一个是田伟副政委，一个是许叙富工程师，有他两个人护佑和帮助，才是我的前途一片光明，才有了今天的结果。

4、千钧一发

面对“哧、哧、哧……”冒着青烟的手榴弹，他临危不惧，说时迟那是快，飞起一脚在踢向手榴弹的同时，张开有力的双臂抱住正在发愣的投弹战士扑向掩体。远在二三十米以外准备投弹的战士们目睹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一个个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随着一声沉闷的爆炸响过后，他们两个毫发无损地爬出了掩体，战士们这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这个舍生忘死抢救战友的人就是当年冬季军事训练实弹投掷的组织者和指挥者，营部机修排的排长陈克钦同志。

那次投弹我也参加了，只不过投弹的要求是，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滞留在预备投弹区域的人员越少越好。所以只能以班为单位轮流去投，投完一个走一个，以尽量减少在投弹现场的滞留人员。我是班长在班里是第一个投掷的，投完后我就离开了现场，这件事也是听他们目击者回来后才知道的。当时也只是当新闻听了听，吃惊过后也就没有太多在意。光阴似箭时过境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件事也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在2018年在西安鄠邑的一营部战友联谊会上，秦庭珠同志无意中又提起了这件事。我顺便问了一句，那个把手榴弹掉在地上的战士是谁？据秦庭珠同志回忆说，就是我们测量班的杨成林同志，他说陈排长把手榴弹交给杨成林后，把拉环套在了杨右手的小拇指上，杨把手榴弹拿在手里一轮一轮的，也不知怎么搞的鬼使神差没有扔出去却掉在了地上。

旧事重提，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仿佛那“嘭 ”的一声爆炸还在我的耳边回荡。不由得又勾起了我对这位朝夕相处了七八年的老战友老朋友肃然起敬。他能在战友生死存亡命悬一线之际，没有选择跳入掩体保全自己，而是毫不犹豫，面无惧色，舍生忘死去抢救战友。这种精神是何等的高尚，何等的可贵。他以自己的实际形动展现了一个革命军人大无畏的英雄壮举，唱响了一曲荡气回肠的人生精彩。

在现实生活中，对同一件事采取不同处理方式是客观存在的，选择自救还是救人，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在短短的瞬间即逝的两秒钟内，做出一个决定并完成三个动作（一个决定是救人的意识，三个动作是一踢、二抱、三扑倒）谈何容易！他能义无反顾毫不犹豫地首先想到的是救人，没有千年磨一剑的思想基础是完不成的，陈克钦同志奇迹般做到了。叫我说，根本连考虑的时间都没有，必须没有一点杂念才行。有些机会主义者和平庸之辈，你就是给他划拨一块肥沃的土地既使风调雨顺，他也未必能耕耘生长出丰硕的灿烂之果。事情过后，陈克钦同志很淡定，既没有炫耀自己的大义凛然和舍己救人，又没有向组织索取任何政治荣誉，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就是在我形成这篇文字之前，在微信上我问他事情的经过，他还只是轻描淡写地叙述了一遍，这可真是一种境界，要我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其实每年的冬季训练，让指挥员最担心的就是实弹射击和实弹投掷，实弹射击还好一些，实弹投掷几乎每年或多或少或大或小都要出一些事。部队每年的施工是八个月，冬季的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也就只有四个月，掐头去尾也就没有多少天了。军事训练主要是队列和刺杀，用在射击瞄准和教练弹投掷上也就是半个月，教练弹投掷主要也就是拉一拉臂力，在实弹投掷前指挥员强调一下投弹的要领和注意事项也就行了。因为时间紧要求也就简单一些，投掷的距离并不重要，只不过是大概估计一下，说白了就是走一下形式，重要的是不能出事故。手榴弹的投掷毕竟很危险，因为容易发生危险的地方很多，最容易出现问题基本上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脱手，那可是很危险的，手榴弹木柄前毕竟是一个一斤多重的铁疙瘩，只要手臂下垂就有堕力，如果脱落离当事者的距离最近。那还是部队在辽宁的建平时，是那一年我记不清了，营部的战士投完弹后，都先后相继离开了现场。最后剩下了四五个同志，在准备投掷多余的几个手榴弹时，一个准备投掷的同志手榴弹脱手掉在了地上，他们几个人赶紧卧倒。还好，只有一个同志受了一点轻伤，弹片击中了大腿，可能现在还残留在体内。

二是用力过猛甩在身后，这种情况比较少，但也是最危险的。这种类型我在部队时好像没有听说过，但回地方工作后，我们纪委有个二十一军炮团转业回来的副营长万德善同志亲身经历过。他是和我们聊天时无意中说出来的，说有一次他是实弹投掷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一个战士在投掷时，出了意外直接扔在了身后掉进了掩体里，他不顾一切的赶紧抓起手榴弹向掩体外扔去，同时把这个战士压在身下，扔出去的手榴弹还没有落地，在空中就爆炸了。事后部队为了表彰他的英雄事迹，给他荣记了三等功。

三是扔出去后没有爆炸，这是一种潜在的危险，这种情况一般是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连拉环一起被扔出去，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臭弹。我记得在1969年的四月份，我们调往营部的十六个新兵，在训练快结束时进行实弹投掷。那次的组织者和指挥者是营长王富同志，是谁我记不清了，手榴弹扔出去后好长时间没有动静，大家估计是个臭弹，营长让同志们隐蔽好，他单枪匹马到弹着点去看是什么原因。过了一会他把手榴弹捡了回来，我们一看是连拉环扔出去了，大家虚惊一场。冬日的湘西清晨，早春的气息，已弥漫在武陵山下泡水河畔。一个星期天，我们刚刚吃过早饭，营长施洪友同志让通讯员把我和克钦叫去，让我们再找一两个老同志，把训练剩下的三箱手榴弹找个地方处理了，我们顺便叫上仿震，一个人扛了一箱子。湖南不像辽宁，辽宁部队施工的地方，山沟比较宽阔，而且只要有洞库的地方，土地都被征用了，老百姓也外迁重建家园去了，射击的靶场和投弹的场地很好找。湖南就不一样了，山沟狭窄不说，而且除了公路河流就是老百姓的稻田，要找一个射击的靶场和投弹的地方还真挺困难的。我们三个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小山头，从地形看投弹还凑合，尽管草深一些树多一些，只要我们小心一点，还是没问题的。春风习习，白雲悠悠，鸟儿叫，花儿香，芬芳满谷扬，溪水林间淌。我们真不忍心打扰这幽静优美的环境，但也没办法，六十个手榴弹弄出的动静肯定不小，那条小小的山谷就够热闹的了。手榴弹的爆炸根本不是影视剧中那么轰轰隆隆，烟尘雾罩，遮天蔽日动静挺大的，甚至冲击波把人都能推到半空中，说白了那是炸药。手榴弹的爆炸声音沉闷，也只不过是一声炸响一缕青烟。眼看着再有五六个就要扔完了，却出现了一段小插曲，有一个手榴弹没有爆炸，因为我们三个人几乎是同时扔出去的，却只响了两声，手里都攥着拉环。我们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肯定是一个臭弹，这下麻烦了，不捡回来吧，如果让老百姓拾了拿回家去当锤子用，那还了得，说不定会出人命的。等了十几分钟，我们三个都在草丛中寻找，好不容易找着了。那时也不知哪来的胆量，现在想起来都有些后怕，尽管是臭弹，但还是有爆炸的可能，竟然没一个人胆怯退缩，可能是年轻气盛吧。我们给这个臭弹上捆绑了一个手榴弹想引爆，但没有成功，只是把地面震了一个坑。扔完了别的手榴弹，我们只好把这个臭弹拿回来，在天然洞里找了一个石缝塞了进去，那个地方我现在还清楚的记着。

陈克钦同志能在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了一个决定，完成了三个动作，并不是一时的正义冲动，是有着一定的思想基础的。他是七一年入伍的山西临猗籍人，刚到营部时被分在了修理班。皮肤黑黑的，个子高高的，给人的印象是不善言辞，成熟稳重，说话和气，积极肯干。因为我们不在一个班，了解得也不是更深。不知什么时候他调到了炊事班，那期间我们见面仅是相互打个招呼而已，基本没有别的什么来往。

   部队调防到湘西后，我们测量班和他们修理班宿舍紧挨着，而且我们两个又都是班长，还是同龄人，重要的是话能说得来，交往也就多了，而且关系越来越密切。还有材料员杨仿震同志，我们都是单身一人，径常搅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有时高兴了聚在一起喝个小酒。我记得是哪一年的元旦，克钦在怀化那边的部队医院曾住了几天院，营部在元旦给每个人发了一斤花生，他回来后我提了一瓶武陵大曲，我们边吃边喝边聊，酒喝光了花生也吃完了。还有一次吃完中午饭，我们经过服务社门口时，经理张创业同志说有些果酒要降价，克钦说咱一人干一瓶，进门就要了两瓶梨酒，二话没说他就开了一瓶，“咕噜咕噜”几下就喝完了。我刚想开另外一瓶，他赶紧制止说这酒喝不成，感觉不对味难受得很。他这人就是这样，心底善良，为人诚实，当天下午又是洗澡又是在稻田转悠，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才没事了。说实话，我们根本不是那种庸俗的酒肉朋友，在工作上更是互相支持和互相信任。时间不长他担任排长后，行政上成了我的直接领导，我们彼此更加了解，关系更加亲密，可以说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

  1977年底，他作为新兵连连长到黑龙江佳木斯接兵。第二年年九月，部队扩编组建了第一机修连，他直接由排长晋升为连长，这样的越级提拔，我光知道团里可能只有毛主席的好战士年四旺和一等功荣立者硬骨头战士陈文秀。

话说到这里，营部还有西庆和百忍同志，我们的关系都处得很不错。西庆是西安市人，我们先都在测量班，时间不长他被部队推荐上了军事院校，毕业后直接留在“技办室”任技术员。我们两个关系处得很好，他很关心和关注我的进步，而且给我帮了不少的忙。为了给我儿子姚镝照几张像，那时交通也不太方便，天气又不好，他先到我们家里，琴芳和孩子不在，听说去了富村，可后来在另一个村才找到了她娘俩，费了很多周折。我提干后临时在“技办室”工作，我俩同住一室，无话不谈。后来百忍也从营部卫生所调到了四分部的讷河农场，可能是1981年的冬天，他还来齐齐哈尔找过我，再后来的情况就不清楚了。

5、巧遇大王蛇

小时候我就怕蛇，细细长长的，花里胡稍，挺瘆人。不光我怕，北方人不怕它的还真不多。说起来，它还真是个稀罕物，一年半载的见不了一条，偶尔碰见，围观看热闹的人多，一显身手的却没有几个，都是躲得远远的，只咋咋呼呼的，那怕是有个胆大的提着尾巴抡几下，也算是英雄好汉。说来也怪，就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冷动物，有些上了年纪思想迷信的人，把它视为神虫，一副虔诚的样子，又是作揖又是磕头的，甚至燃香点烛，嘴里还絮絮叨叨不知说些什么，是祈福还是许愿也听不请楚。这些陈规是从哪年哪朝传下来的，无从考证。

农家子弟，不像城里的娃，不管是放假还是星期天，队里和家里总有干不完的活。就是放学回来，得空也得干些小来没趣的事，生活就是这样。它对少数人来说是月清风淡，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柴米油盐，天天、月月、年年，春夏秋冬，都是在艰难的努力中这么过来的。

记得有一年的假日里，一个秋天的早晨，风儿摇摆着树梢，满枝的 “ 热热闹闹”。我的心情好极了，只是跟母亲打了一个招呼，独自一人背着个草担笼，提着个破镰刀，单枪匹马向河边跑去。上了河堰，过了小桥，径直向南边走边割草，那里草长得茂盛就往那里凑。地里的玉米棒子吐着粉红缨儿，长长的谷穗像猫尾巴沉甸甸地俯视着大地，又快到收获的日子了。毕竟是小孩贪玩，一个人也没啥意思，只能自找乐子。一会儿捡一块土圪塔打河里的青蛙，一会儿抓蜻蜓捉蝴蝶，没有个消停的时候。时间也不早了担笼也快满了，就在要往回返时，却老远看见了在河岸靠水的地方有一片挂满露珠儿的草丛挺厚实的，我提着镰刀顺斜坡往下跑，滑不溜溜的，差点没把我跌个坐墩。刚要弯腰割草，发现草丛中盘卧着一条“牛粪坨”般大的蛇，红黑相间的家伙还在睡懒觉，吓得我一蹦老高，嗓子都哑了。我转身就往堰上跑，一个人孤立无援。到了上边捡了一个土块扔了过去，第一下虽没打着，但蛇被惊醒并开始爬行蠕动，我又捡了一块狠狠砸过去，可能砸伤了，蛇在那里蜷缩抽动。我也无心伤害它，只想给自己壮壮胆子，时间也不早了，我边往回走边找机会再割一些草。这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单独近距离和蛇接触。

在我还没有参军以前，就听人说南方蛇多。部队在辽宁六年我也只见过两次，一次是在后石门沟时，有一条土色蛇从营部文书葛志新住的房子窗口钻进去。还有一次在孙家窝铺那里，下午我们到仓库取仪器准备上班，在放花杆的地方蜷缩着一条土色蛇。我们确实有些不象话，把蛇挑到外边，好一阵子乱打，硬是把蛇打得遍体鳞伤，有些奄奄一息了，最后用红铅油涂抹了一身。等我们下午下班回来，蛇早跑得无影无踪了，看来没有被打死，不知钻到那里去了。

湘西山里的确是个蛇窝子，记得有一天下午，我去半山腰的水塔，也就不到二百米，看见大大小小的就有十一条，见多了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因为我们行走时都有随身武器，拿根一米多长的小竹竿，那对付蛇可真绝妙。部队到湖南后，本来已沉睡了成千上万年的寂静山林，被隆隆的炮声打搅得不能安宁，蛇也就更别想悠哉乐哉了，都被从草丛和洞穴中赶出来了，进入到了这热闹的大千世界，也就显得更多了。部队刚到驻地，就进行了怎样预防蛇咬和被蛇咬了之后的紧急处置措施方面的教育。湘西有句话叫“见蛇不打三分罪”。蛇有两个要害部位，一是头，二是“七寸”，头就不用说了，打“七寸”我在家时就听有这么一说，但并不知道原因，到湘西才知道蛇的心藏在从头往下大约七寸的地方。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部队所在的凤凰县三拱桥公社，听说每年有向广交会交两万条蛇的任务，所以各个村寨的代销点都收活蛇，一斤一元钱。按当时物价确实够贵的了，一斤猪肉才六角多钱，然而对老百姓来说却是一条生财之道。咱北方人可没那个本事，见了蛇早就跑得远远了。当然蛇还是无毒的多，有毒的少，而毒蛇大多在夜间活动。所以我们一旦晚上出门少不了两样东西，一是电筒，二是竹竿。尽管如此，还是有两个战士被毒蛇咬伤了，幸亏不是剧毒蛇，又救治得及时无大碍。我问过被蛇咬伤的一个黑龙江籍的战士吴宝顺同志，有没有啥后遗症，他说有时有些头昏，谁知道是不是蛇咬的原因。

事物发展的规律得有一个过程，我们由开始的谈蛇色变到后来的大胆食用，不得不说是一个剧变。许技术员是湖南人，他不仅不怕那玩艺，而且率先并鼓动大家吃蛇。一次我们下班回来，炊事员端了一大盆洗得干干净净的蛇，有的还在抽动，大家感到莫名其妙。给养员才说是地方收的蛇太多了，销不出去，部队买一斤猪肉就搭配一斤蛇肉。第一顿吃还有些顾虑，后来吃多了，也就习惯了。挺好吃的，像鸡脖子一样净是瘦肉。

资料反映，全国的剧毒蛇有五种，湘西就有四种：五步蛇，银环蛇，眼镜蛇和竹叶青。我们见过的就两种：一是五步蛇，二是眼镜蛇。五步蛇也叫棋盘蛇，因为身上的花纹好像棋盘，这家伙一看就挺凶恶的，短而粗，翻鼻子，大嘴巴。有次一连的两个战士用铁丝网牢牢地捆住了一条蛇，他们也不认识，我一看就是五步蛇，因为我在资料中见过图片，听他们说在抓时把铁锹都咬得嘎嘎响。还有一次，在营部门前四连两个战士用绳子拴了一条将近一米长的小黑蛇，他们用小竹竿逗着玩，那家伙一生气就立起三、四十公分高，而且脖子扁扁的，摆出一幅进攻的架势。我问他们怎么抓住的，他们说一个战士中午准备午睡，看被子在动，就用竹竿挑起被子，这家伙在被子里钻着。在湖南战士们都自觉养成了防范的习惯，如果大大咧咧的，那可就麻烦了。有些事真不是吓唬人，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一个战士在整理内务时，发现褥子下边有一条死蛇，竟不知道什么时候压死的。前边说的咬伤两个战士的毒蛇是烙铁头，三角脑袋像农村人用的烙铁，所以叫烙铁头，这种蛇虽数量很多但毒性不大。尽管如此，被咬伤后不及时采取救治措施还是要死人的。

一天上午十一点多，太阳火辣辣的，我们干完了活往回走，刚上公路走不多远，一辆地方的大卡车轰轰隆隆地开了过来，扬起了一片灰尘。大家捂着鼻子侧着身子，刚拐过弯，在指挥所和一连的炊事班处，我发现路中间有一条不小的蛇一动不动。他们几个都不敢靠前，我还算胆子大的，就小心翼翼地往跟前凑，发现蛇头己被轧得粉碎，身上还完好无损。本来我想用小竹竿挑到路边算了，看这家伙块头还不小，就提着尾巴用手举起来，我一米七的个头，地上还拖五十多公分，也就是近三米长，五六斤重吧。后来我在电视上看，这种大块头、黄里透黑斑点的蛇，叫“大王蛇”，无毒。我当时觉得扔了怪可惜的，我知道许技术员爱捣鼓这玩艺，干脆拉回去算了。我拉着蛇走到“技办室”门口，正好许技术员出来倒水，我说：“许技术员，给你一条蛇。”许技术员一看还真有些吃惊，好家伙这么大，接着就喊了一声：“魏团长！我们测量班班长给你打了一条蛇，”隐隐约约好像听魏团长应了一声。许技术员边说边搂袖子就把蛇吊在了房东边的树上。开始我也不知道魏团长在屋里，我也没有进去，也没有眼色，如果帮帮许技术员的忙，不是就有了接触魏团长的机会。啥话都没说，啥事都没干。

后来我去辽宁老部队旧地重游，在参观五五一部队荣誉室时，看见了有魏团长的照片，我就问五五一仓库主任赵建宇上校，才知道后来魏是四分部的政委，不知哪一年已病逝，我当时心里还咯噔 一下。六团还有田副政委，这些好人怎么就走得这么早。不管怎么说，我是会永远记住这些好人的。

6、苗乡夜话

夜色苍茫，秋风送爽，山川河流披上了一层淡柔的月光。

荷枪实弹的哨兵，刺刀闪耀着寒光，警惕的眼睛，时刻没有放过犄角旮旯任何可疑的地方。

自由快乐的飞萤飘荡不定，在夜幕中撒下点点微弱光亮。稻田里的蛙声喧闹鼓噪，惊起了层层叠叠的涟漪微浪。摇曳的树枝扭动着千姿百态，婆娑起舞，把满树的叶子揉搓的哗哗啦啦动静还蛮大。山脚下奔腾的小河波光粼粼像一条银色的飘带，蜿蜒流向远方。月光透过山坡上茂密丛林的空隙，就像地上洒满了银钱，白天林中的叽叽喳喳消失了，倒有了几分寂静，只有偶尔几声猫头鹰瘆人凄凉的嘶鸣。蜿蜒崎岖的湘黔公路静静地穿过军营，绕过苗乡，没有了白天的繁忙。临近村寨的袅袅炊烟渐渐远去，散布着星星点点昏暗的灯光。人们都在酣畅淋漓尽情享受着这没有了酷暑的凉爽，悄悄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军营的夜晚有静有动从来就没有消停过，值班首长窗前的灯光在战士的鼾声中彻夜通亮，他们还在运筹帷幄，掌控局面，谁又能料到什么时候出现异常情况。

施工现场的炮声轰轰隆隆此起彼伏，打破了黑夜的寂静，灶房里不管什么时候都有人影晃动，饭菜飘香，炉火正旺。上下班替换的指战员们你来我往，总是匆匆忙忙忙，肩扛手提的战斗武器（铁锹洋镐）相互碰撞、击打，一路上叮当乱响。

在紧靠营房一段宽绰的公路边上，临时支着一顶高不过一米，宽不过一米五，长不过两米的拱型塑料棚子，本色我想应该是白色的，可也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个日日夜夜，风风雨雨，已是不堪入目沾满了污垢，伤痕累累历尽了风霜，倒不如说是灰色的更为确切一些。你别看它又小又矮而且又脏，它却为这蜗居的一家三口遮风挡雨，御寒防潮。他们没有晚饭后皓月当空下的闲情意志去品味人生，抒发情怀。更没有忙里偷闲，尽情欣赏这鬼斧神工精刻细雕，月光下的千里武陵山，翠峰叠恋，秀色中的奇葩。而是早早就钻进了“闺房”，紧紧地相依相偎在一起，让这如雷的鼾声驱赶着这一天的疲劳和困倦。散养的鸭群拥挤在半米高的围栏里，偶尔发出几声 “ 嘎、嘎 ” 的零星呼叫，时不时的也因为风吹草动或其他干扰引起的内部“骚乱”，但回过神来虚惊一场不用平息也就恢复了正常。白天哼哼唧唧跟在主人屁股后边摇头晃脑，也就只有五、六十斤重的半大猪娃，这时候静悄悄的趟在主人的“卧榻”之旁，睡得真跟死了一样。

这是一户三口之家的流动放鸭人，夫妻俩很般配，实足年龄可能也就里三十啷当岁，可从相貌上看也可能是生活的艰辛，使他们过早的经历了人间的酸辣苦涩、风霜雨雪，满脸“不平等条约”写满了他们的人生坎坷，咋看都有五十多岁。还有一个成员，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这孩子如果在城里正是在爷爷奶奶跟前撒娇放赖的时候，或许已在幼儿园咿咿呀呀开始学习文化了。可他命运不济降生在一户山里人家，也只能跟着父母亲踏上了飘泊不定的生存之路。这倒是我想起了少年时期的窘迫，要改变命运，还是要自强不息，努力奋斗。

他们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我无从知道，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又不好沟通，加上又有部队最敏感的女性也在其中也不敢近距离接触，只能是猜测和道听途说一些只言片语。从我侧面掌握的信息分折，他们主要是跟着季节走，伴随着稻谷收割的脚步，或从南至北，或从东而西，在运动中不停地朝着能生存生活的方向奔波。

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南方北方由于受气候湿度和地理条件的限制。几千年来，中国的劳动人民根据居住地域的特定环境在劳动中探索和积累，形成了适合自己特点能够休养生息的农耕文化。我在湘西呆了五年，部队就在老百姓的田埂边上，从插秧到收割，每个环节历历在目，而且我们支农时也帮助老百姓插过秧，见证了“粒粒皆辛苦”。见到类似此种情况仅就这一户，或许是我孤陋寡闻吧。这种生存、生活方式，应该说近似类似于我们北方的放蜂者或“麦客”。虽然放蜂的夫妻搭档较多，但拖家带口的少，都是吃住在野外。说他们类似“麦客”，也是踏着收割的步子走，可麦客夫妻搭档的少，大多是同乡、亲戚、朋友三、五成群，甚至还有更多的人结伴而行。还有就是随身携带的东西比较少，因为自己不用生火做饭，一般都是给谁家割麦主人家管饭。一把镰刀手里提，一卷行李肩上扛，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身单影孤，无牵无挂无拖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一个心思下苦挣钱，过了这段黄金季节，也就只有蓄芳待来年了。可最近这十几年来，别的地方不知道情况咋样，关中这里收割机已取代了“麦客”，他们也就失业了，就是想挣一点辛苦钱也没有条件，社会发展了，这是历史的必然。

北方小麦的收割和南方稻谷的收割程序上不大一样。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是大集体时，夏收我们把它叫“龙口夺食”，可见人们的重视程度，一般都是只要一开镰，可就不分白天黑夜了。开始先紧急碾上一场，分给社员以接济春荒解燃眉之急，再就是先尝个鲜，提提社员的精气神。下来的重点就是以收割和秋播为主，麦子抢收抢运回来后，先摞 成垛子，等完成了秋播后，再回过头来慢慢的碾场，先是挑好的晾晒后交公购粮，尔后再分给社员口粮。一来二去就得两个多月才能彻底完成夏收工作。改革开放分田到户以后，打破了原来这种旧的夏收模式，不管是人工还是机械，都是三、五户相好的结帮，在收割回来的当天用农村人的话说，麦就上了楼了。

南方在收割水稻时，由于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和运输的不方便，只能是女劳力主收割，而身强力壮的男劳力主脱粒。

脱粒是一项繁重的体力劳动，一般是由四个人围着一个一米五见方半米高的木制容器，类似北方的木含，不过是容量要大得多。每个人手里抓一把割来的稻子，稻穗朝下在木制容器的边沿摔打，稻粒四处乱飞，浪费很大，水田地面还是潮湿的，撒落在地上的谷粒无法收回。或许也就是这个原因，这一户流动放鸭人，用现在话说就是瞅准了这个机会，鸭子可随意捡食地上散落的稻粒，其实这是一个两全齐美的好事，鸭子的粪便可以作为肥料壮地，又可以吃掉很多害虫，所以当地群众也不反对。对放鸭人来说也是无本万利。夕阳西下，社员们用箩筐装满稻谷满载而归。这时候可就是鸭子的天地了，一个个憨态可掬，扭动着胖呼呼的身躯，扑扑楞楞争先恐后，你追我赶，也没有功夫嬉戏打闹，专心专注地觅食，嘴巴贴着地皮，亲吻着大地的芳香，吞食着撒落的谷粒和裸露在地面上的小虫子。可真是有荤有素，其乐融融。这时候女主人也就忙乎起来了，挥舞着手中的竹竿，扯着沙哑的嗓子跑前跑后吆喝着；小主人也没有闲着，手里也晃动着小竹竿忙前忙后帮着妈妈围追堵截，可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也够辛苦的了。等这些家伙吃饱了，喝足了，疯够了，夜幕也降临了。

军人本身就是一种奉献这话一点不假，别的部队情况我不了解，不好评头品足指手划脚。我们部队是工程兵，常年住扎在深山老林，远离城镇和平原，抬头一线天，脚下巴掌宽。一到星期天外出的人数是有比例的，而且到什么地方由那一级领导批假是有严格的程序和“请消、假”制度的。以随军干部为例，以前部队在太原市上兰村的情况我不知道。部队到辽宁凌源后，住在前进公社的石门沟，团机关距公社近十华里，而我们一营部离机关大概五华里，离凌源县城一百一十华里。

 当时够随军条件的，家属院在建平县县城，凌源县县城到建平县县城还有七、八十华里，这就是说，从部队到建平家属院相距二百里路。每星期六的下午过完组织生活也就四点钟左右，团里统一出车（解放卡车）送这些干部回家属院。每个星期一早上七点半前又要被接到部队。近二百华里一趟，夏天还好一些，可一到冬天就遭罪了，东北的天气那个冷，又是大卡车最多带一个帆布棚子， 他们遭的什么罪可想而知。就这在凌源县的两年大战中，由正常礼拜改成十天一个、十五天一个、一月一个礼拜天。这其实真不如随军前，不随军一年还可以探亲一个月，家属还可以来队一个月。而拿十天一个星期天算，一年只能夫妻团聚三十六天；如果十五天一个星期天，一年仅能团聚二十四天；要是一个月一个星期天，一年才团聚十二天。当然冬训的四个月是按正常星期天休假的。

1971年初，我营搬到了建平县万寿公社愁水沟进行战备施工，走公路是二十几华里，翻山走小路是十五、六华里。可距离再近，部队铁的纪律是不能违抗的，回去的时间不能多也不能变。这对战土来说还能好一点，在凌源时最多能去前进公社逛一逛，而到建平后就可以去县城了。我在4823工地呆了两年，去了一次前进公社，出公差给猪拉饲料去了一次县城。其余的节假日不是上山，就是找乡党，最多的就是呆在屋子里看看书看看报，或玩玩篮球。就这样，星期天也只有上午能玩一会儿，而且枯燥无味很单调，下午三点半吃完饭就开始打扫室内外卫生，有时上边高兴了，还要组织各班的副班长进行检查，任何时候，大脑里那根弦始终绷得紧紧的。

1975年初，部队移师湖南省凤凰县三拱桥公社泡水苗寨。离吉首自治州五、六十华里，离凤凰县城七、八十华里。而头两年一营的随军家属还住在辽宁的建平，这和两地生活没有什么区别。后来虽然随军家属都搬到湖南了部队驻地了，并且也给安排了适当的工作，可又一个难题却来了，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别的我没有调查，几个营首长的孩子都在离营部约有一里路的泡水村学校上学，几间破烂的教室，几个长期呆在山沟的老师，到底他们能够学些啥，天知道。是哪一年我记不清了，田教导员的大孩子继华考上了初中，听起来是一个大喜事，可部队离学校还有四十多华里，孩子也只能一个月回来一次，而且是步行，还要翻山越岭的。就这么个条件，他们能学到什么？这也就是我在前边问他们都在干什么工作的原故，继华说都是个人干，我心里不安的原因。他们都是些军官的子女，能不聪明吗？可就是那么一个学习条件，能有好的教学质量吗？他们又能学些什么，这不误人子弟吗？他们的父辈们，走南闯北为建设强大的国防，流血流汗，而他们却没有一个很好的教育条件和环境。这不是他们连自己孩子的前途和命运都搭上了这是什么！难道这都不是军人的奉献吗？这可千真万确的是献了青春，又献子孙。

前边这是随军的，咱们回过头来再看看没有随军的，天南地北两地生活是肯定了。干部每年可以探一次家，一次一个月，家属可以来一次部队，时间也是三十天。探亲是没有特殊情况是决不能超假的。家属来队如果超过三十天没人往回劝，自己多住几天也就不好意思了，而且干部照常上班工作是不能耽误的。这些都是部队长期养成的良好习惯，不允许、也没有人去违背。探家一个人出行还可以，身强力壮的扛两个提包背个挎包不在话下。可家属来队呢？比我们年龄大一些的干部，没有赶上计划生育政策，谁家不是三、四个孩子，谁又不是挪动时大包小包的，途中有时要倒几次车，那可真不是一个滋味。1975年初我到湘西时，吉首还不是市是一个自治州，那时还没有通火车，部队尽管住在湘黔公路边上，可还都是沙石路面，坑坑洼洼疙疙瘩瘩高低不平的，也就是搭车方便而已。但要是比起辽宁的凌源和建平来还能好一些，作为军人，超过五年军龄的老战士每年也都有探亲假。说实在的，我每年探家前一个星期就开始发愁坐车问题，那个年代能坐上特别快车或者能有个座位，可就享福了。也没有那么凑巧的，先不说坐火车，光坐汽车就够你受的了。吉首地处湘、黔、鄂三省交界，被十万大山包围着，山叠障水纵横。从吉首到怀化有两条线，一条是经泸溪县、辰溪县到怀化，这条线路基本都是柏油路面，路况也比较好，大家乘坐得多一些，但中间要经过两条江，没有大桥，要连车带人开到轮渡上。可是最让人揪心的，还有一段险路，乘客要步行一里多路自己下山，然后再上轮渡，由司机一个人单放。七拐八拐的不说，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万丈深渊，江水滔滔，雾气沉沉，看着都让人不寒而栗，头晕目眩。另外一条路是经凤凰县、麻阳县到怀化，从凤凰到麻阳这段都是些尘土飞扬的沙石路面，特别是一到夏天，车的后边老是拖着一条长长的 “ 黄龙 ” 。一般探家返回部队时选择这条路线，因为从凤凰到吉首要经过三拱桥，从这里下车再步行十里也就到部队了，这样可节约一天时间。那个时候的军人走十里路还不跟玩一样，根本不当一回事。这两条线的运行时间都是七、八个小时，中间还要停下来吃一顿饭。就这都比坐火车要强得多，最起码有座位。火车可就惨了，别的线路不说，从怀化到西安中间要转两次车，一次在长沙或武汉，一次在郑州，都是中途上车，有始发车但不顺，要么就是时间不合适。大多是些中转车，上车后根本就没有座位，你就是费尽千辛万苦提前预约一个，车上那么多的“站票”，有老的有小的，还有妇女儿童，作为军人也不好和老百姓去争去抢。现在说预约坐位他们这些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就是上车后逐个问人家在哪下车，打听好后，跟人家说你走后把座位让给我，这还要看人家的脸色。幸而那时的人都好，出门在外的都很客气，征得人家的同意这就站在跟前等。那个难受，那个疲倦，难以描述，也多亏那时年轻力壮，搁现在早散架了。就这样再顺利也得三天才能到西安，途中大家都在抢时间，归心似箭，再难牙一咬也就挺过去了。冬天还好一些，如果是夏天，车厢里人挨人，人挤人，水泄不通，吃饭，喝水倒还可以忍一忍，可这水火不留情，要想方便还得排队。混浊的汗腥味，难闻的臭鞋、臭袜子味，交织在一起憋得人透不过气来。我听山西临县六五年入伍的老同志说，他们从太原下火车后，坐公共汽车到县城，县城到家还有一百多里的路程，没有了汽车，只能坐马车，半路上还要在老百姓家里住一晚上，第二天天黑前才能到家。我们营部的管理员刘德荣同志就是山西临县的，以前我不知道，从部队到湖南后他家属一次都没有去过，这是多大的牺牲！要么都说做一个军人难，做一个军人的妻子更难。

说起这些事来，妻子琴芳还算有福气，她是1981年随军的，去时随我探家归队一起走的，也只有一个孩子，没有多大拖累，又都是始发车。她即没有单独带娃挤车的经历，又没有上车后没有座位的无奈。比起那些拖家带口乘车受罪的军嫂们，她可是幸运多了。记得1984年春节前夕，我们全家回乡探亲，途经北京时，在车站我们正办倒车手续，一个四川老人哭天抹泪的，不小心把孙子弄丢了，那个撕心裂肺凄惨的呼唤，让周围的人都跟着掉泪。他是儿子在部队，让把孙子送去，在半道就惹了这么大的祸。那时还没有听说有拐卖妇女儿童的，可孩子就是找不到，围观的人一边劝老人，一边联系乘警求助。我们急着转车，最后的结果就不知道了。我现在想起来那些在车站拖儿带女，扶老携幼，大的哭、小的闹的军嫂们的艰难，对她们的敬佩油然而生。应该说她们才是最可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