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太原——曙光初照演兵场

1969年春节刚过，飘了一夜雪花，染白了大地，微风里还夹带着残冬的寒意，还真有些冷飕飕的。，

上午，树上的喜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门外锣鼓咚咚锵锵， 震耳欲聋。送行的，看热闹的，父老乡亲三个一堆，五个一群凑合在一起，不知都在议论着什么，或许是我们几个当兵的事，这个有出息，那个没前途……关注、关心总是乡党们的殷切希望。

母亲心不在焉地忙前忙后，嘴里唠唠叨叨地叮咛着这，嘱咐着那，不停把要带的东西塞进我的衣兜。我说：“妈您就少操些心，到了县上就换军装了，啥都不用带，您就别张罗了。 ” 母亲给我围上外婆给的毛巾，我看着母亲布满皱纹，一脸沧桑的面孔，心一下子颤抖了，她才三十五岁，生活的艰辛和困苦，使她过早饱尝了人间的酸辣苦涩，从未享受过幸福和快乐。我避开母亲湿润的眼睛，强忍眼泪没有掉下来，可母亲已是泪流满面，疲惫消瘦的脸颊写满了难舍难分。当我离家的时候才深深地体会到“儿行千里母担忧”的含义，这千里的路啊，儿还一步没走，就看见泪水在妈妈眼里流。大队干部给我戴上大红花，不停地催促时间不早了赶快走，我心事沉重，默默无语，一步一回头。父母含辛茹苦把我刚刚拉扯大，为了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这就要离开了家。我艰难地跨上了等在门前的马背上，没走多远，心情渐渐平静下来，回头望去，母亲仍站在门前大路边的洋槐树下瞭望。微风撩起她前额零乱的青丝，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渐行渐远，没有离去的意思。

我这就走了，从那一刻起，我没有了“拐棍”，没有了依靠。人总是要学着自己长大，尽管只有十七岁，己经再也不是父母身边天真任性的孩子了，即将成为一个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要独立自主了。今后这条艰难的从军之路，就要凭着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去拼、去闯、去探索，是平坦，是坎坷？还是布满荆棘？我还说不清。而我的态度是坚决的，已经迈开了第一步，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要有一线希望，再苦、再累、再难我都要毫不犹豫坚定信心往前走，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光明大道。

我们到公社集中后，在大王小学西边的操场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欢送仪式，随后又被送到县里，锣鼓队在前边开道，绕县城的主要街道转了一圈。

出发的前一天，父亲、母亲、二舅和康北的姨都来县上送行，顺便把换下来的衣服带回去，大家千叮咛万嘱咐，恨不能陪我一直到部队才善罢甘休。中午饭是武装部安排的，大烩菜和馒头招待家属，“文庙”院子里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有哭的，有笑的，还有面不改色的。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看来当老人的心情都一样。吃完中午饭，我把父母亲他们一直送出了县城，就是现在的长虹十字以北，当时那里还都是庄稼地，公路两边是高高的白杨树。母亲的眼睛仍是红红的，忍不住又在伤心落泪。我目送着他们远去的背影，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与亲人离别毕竟是痛苦的。

第二天，县城的大街小巷像正月十五闹元宵一样，人山人海，热闹非凡，锣鼓声、鞭炮声、欢呼声、口号声震耳欲聋，真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一排排、一队队，380名身着崭新军装的小青年，个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怀着激动的心情，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高举着红宝书，高喊着革命口号，离开了家乡，离开了父老乡亲，踏上了戍边卫国的艰难之路。

到了户县火车站，我们大王籍的四十四个新兵被安排在一节车厢里，在我们公社接兵的赵祉态排长和另外一个接兵的同志带领着我们。赵排长在新训结束后，时间不长就是四连的指导员，后又调到一八三医院任教导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转业到了江苏，这个消息是我后来从二零六团群网上得到的。车厢里的气氛比较沉闷，只有我们几个年龄小的没心没肺，跑前跑后，连说带笑的，其他人大多都是心情沉重，怀着离家的一丝苦楚，也有满不在乎、东张西望好像猎奇似的。反正我是既没有离别家乡和亲人的困扰，又没有为将来的前途担忧的纠结，几分幼稚，几分无知，哪里热闹往哪里凑，东西南北胡拉被子乱扯毡，稀里糊涂搞笑解闷，偶尔幻想着要去的部队住地将会是个什么样子？

一声刺耳的长鸣，短暂的寂静过后又恢复了先前的活跃。火车吭哧、咣当 ，吭哧、咣当 ，缓缓地离开了户县车站。车厢是闷罐子，据说又叫“拉牛车”，听起来不咋样，看起来不漂亮，可坐着挺舒服的，在地板铺上麦秸，又能睡觉，就是解手不怎么方便。车厢的中间生了一个火炉子，冒着青烟还时不时的窜出几丝蓝色的火苗。车厢中间一边一扇大铁门，用力一拉，咣当一声动静还挺大，两边各有四个不大的小窗户，这就是美其名曰的军列。列车行进速度缓慢，根本不像影视镜头中和小说中描述的那样，如离弦的利箭，脱缰的野马，携着狂风，带着闪电，一路前行势不可挡。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和平年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特殊的任务，运兵列车都是临时加塞，为了不影响铁路正常的运营秩序，只能插空，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穿越了千山万壑，驶过了广袤平原，途经一座座城市，一个个村庄，出陕西、经河南、过河北、进山西，在一个黎明前的黑夜，列车停在了太原市上兰村车站。凛冽的寒风中几个老兵敲着锣鼓，发出没精打彩的“咚咚 锵，咚咚 锵，咚 锵咚 锵，咚咚锵……”节奏单调而不太整齐的锣鼓声，总算是老兵们的一片心意。沿途的墙壁上，电线杆子上，稀稀疏疏地贴了几张彩色欢迎标语，呼呼啦啦在寒风中抖动飘荡。我们一个跟着一个顺着铁道边上的石子路，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晃晃悠悠地走进了新兵训练基地——太原机械学院。

当天晚上就分了班，我们是新兵训练一连，被分在三排九班，班长是六六年入伍的河南密县人苏振坤同志，人麻利精干。副班长是新兵王其昌同志，同班的还有大王的苟友来，城关的李丑蛋，渭丰的雒戡娃、杨厚娃，庞光的杨军弟，苍游的肖大刚，涝峪的李勇。还有乾县的几个同志。同村去的智慧哥和景荣分在了二排，具体那个班我记不清了，都在一个楼道，时常碰面。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将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百炼成钢。在同一个平台和起跑线上，通过捷径，在生活中的言谈举止，工作中的坚忍不拔，处事中的灵活机敏，施展自己的才华，释放自己的能量，比拼自己的特长。全方位、多层面地来塑造自己的形象，使之日臻完美，去努力争取最佳的效果，让部队尽快接受自己，甚至还要随时面对生与死的考险，血与火的洗礼。

训练基地的条件还不错，是太原机械学院的教学大楼，我们班住在三楼。大家简单铺好被褥，就去吃饭，我不知道啥时候把筷子弄丢了，还是让谁摸去了，班长给我另找了一双。吃完饭后，班长组织大家召开了第一次班务会，这是我溶入到部队这个大家庭后的第一次集体活动。内容是自我介绍，相互认识。我记得李勇同志在路上感冒了，他第一个从被窝里爬起来发言，背了毛主席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同志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爱护。”接着大家都进行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和表态发言。而后班长强调了一些注意事项，问了几个陕西方言的意思，内容不多，大约一个小时就结束了。大家初来乍到，都有些新鲜感，几分好奇，几分激动，几分表现，也都没有睡意，相互拉拉家常，说说闲话，很快天就亮了。

第二天连里没有安排活动，由个人支配。早上起来我和几个新兵没事瞎转悠，主要是想熟悉熟悉周边的环境，风儿扬起地上的沙尘，扑打着我们的脸庞，从纬度上讲，太原市偏北，气温应该被西安低三、四度，天还真有些冷，飕飕的寒风把个沙粒捉弄得像喝醉了酒的小伙子飘飘悠悠。

1、珍宝岛的枪声

1969年的春天，“文革”时的痕迹还随处可见，学校还没有上课，大门对面的两栋大楼上几米高的大字，“华北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等造反派组织的牌子还是那么耀眼，那么清晰。我们有些新兵还幼稚地以为真到了野战部队。当时部队休息日是两顿饭，早上开饭的时间是八点半，下午开饭的时间是三点半。早上还没到饭点期间，大楼门前的空地上大家就三个一堆，两个一伙在闲聊，有说说笑笑的，有海阔天空的，有互相调侃的。七点钟，高音喇叭正在广播新闻，一则消息顿时使气氛紧张起来：“三月二日，苏联悍然出兵入侵我神圣领土珍宝岛，我边防部队英勇反击，取得了胜利……”。是苏联投石问路，搞火力侦查，还是真的野心膨胀想扩张侵略不得而知，但这条新闻却带来了很强烈的效应。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刻成了新的议论话题。片刻的沉默后，就是七嘴八舌议论纷纷，观点不尽相同，看法一致的自然就凑在了一起，又形成了新的组合。还都不是“周瑜爱操诸葛亮的心”，有初生牛犊不怕虎，大义凛然，慷慨陈词，立志要保家卫国血洒疆场的豪言壮语掷地有声的；还真有的壮怀激烈，大丈夫生而何患，死而何惧的劲头者；有谨慎小心、轻声嘀嘀咕咕、窃窃私语生怕别人听者；这些人是老成持重还是胆小懦弱，就说不清了。更多的是这里黎明静悄悄，没有建树还是漠不关心，我属那种只听不说的，因我年龄小，根基浅，底子薄，也说不出来一个子丑寅卯，光是洗耳恭听。结果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了了之。

中苏关系破裂了十几年，不成亲便成仇，边境线上老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先是相互之间语言攻击挑逗，尔后进行一些肢体上的接触，还没有到擦枪走火的地步，真没有想到这次能在一个连在全国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弹丸之地大动干戈。干什么事都有他的目的，决不会把边境纠纷当儿戏，尽管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可也不能让生灵涂炭去做无谓的牺牲。哪个国家不放着和平环境下的好日子不过，无端挑衅，让无辜的人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就苏联而言也还不是仗着强大的军事实力炫耀自己的武力，可事与愿违，偏偏钢铁合成的机械化让血肉之躯的革命化打得狼狈不堪，结果是“偷鸡不成折把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话又说回来，如果真的由边境冲突引发大规模的战争，也用不着我们这些还连枪都没有摸过的新兵蛋子去血洒疆场马革裹尸吧，也就谈不上壮志未酬身先卒。大打小打，打与不打，有的是理由，决策在上边，也用不着我们鼓那闲板筋。

时隔两个星期，3月15日，又是一个星期天，苏联又一次入侵珍宝岛，又没有占到什么便宜，这倒好，为我们的战备教育多了一项内容。我这才明白了，我曾说过连里有些淡定，现在看来真正的原因是当时如果炒得太热，怕新兵不好带。毕竟刚刚入伍就摊上这事，还没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容易出现混乱倒是很有可能，领导确实是老谋深算，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

大家各种心态也呼之欲出，我是无所谓，黑龙江、山西相隔千山万水，中国这么多军队，哪能轮上我们。各抒己见，滔滔不绝，争得面红耳赤，也都是“卖锅盔不拿刀子——干掰”。争啥？还不是“筛子放屁不知从那个眼眼跑了”，争来争去只能是嘴上痛快一会，开饭的号声一响，就都各自回到班里。

学校紧挨着大山，校园围墙的外边就是乱石坡，这里是汾河岸边，河右岸是有名的吕梁山，左岸属太行山脉。我小时候就看过小说《吕梁英雄传》，吕梁和秦岭差不多，不是由低向高缓缓而上，而是拔地而起，还真让人有些望而生畏，全然不像歌曲里面传颂的美妙动人，令人神往，真还有些朦朦胧胧让人看不透。后来，不经意间传出了小道消息，而且炒得沸沸扬扬，看来无风不起浪，这回是真的了，说我们是总后工程兵，属大同办事处二零二部队管辖。其实，这都不重要，我认为尽快适应部队生活才是最重要的。对苏联入侵珍宝岛，部队就这方面的反应不是怎么太过多的强调，比较平淡，只学习了一些突然袭击的战例。我们的军事训练任务主要有两项，主要是队列和政治学习，首先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生活还不错，每天一顿大米，一顿馒头，一顿小米，顿顿有汤有炒菜，没有定量随便吃。

毛主席说： “ 从老百姓到军人，不是万里长征，是可以迅速缩短的”。但由于我们来自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出处，总的来说学生居多，基础还比较好。队列训练不是那么太困难，也都能够很快适应，过一段时间就有模有样的了。

新训期间，还搞了一次“忆苦思甜”活动，以班为单位开忆苦会。连里还以挂图的形式，进行了一次更直观的展览，组织全连的战士参观，旨在从中受到一些教育和启迪。我经新兵连的卫生员张存明同志的推荐也参与了绘画挂图的工作，新训结束后时间不长他就被任命为一营部卫生所助理军医。我的同学刘公信也参与了画图，他分到一连后在1970年的10月份左右调往格尔木，复员后潜心学习雕刻艺术，很有成就。现在已成为晓有名气的艺术家，有很多作品被省、市一级博物馆收藏。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的巧合和不可思议，不经意间的一件小事，一定要拿捏到位，把握住机会，抓住不放认真去做，有耕耘总会有收获，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甚至会改变你的命运。如果没有张存明医生的发现和推荐，那么我就没有后来的结果，也就不知道是个什么命运了。

听说新训计划原本是两个月，可还不到一个月就草草结束了，连最起码的军事方面的投弹和射击都没有进行，就把新兵分到老连队，后来我们才知道部队要调防。

我们新训一连的新兵全部分到第一营的四个连队，一、二、三、四排依次分到一、二、三、四连，我们三排也就顺理成章地分到三连。我被分到了一排二班，班长是六五年入伍山西临县的王成玉同志，他在新兵连是四排的副排长。后任老三连一排副排长，复员后是一个乡镇的领导。和我一起分到二班的还有户县“五竹”的贠 维才，“苍游”的肖大刚，“渭丰”的张权弟。三连的营房和一连营房是上下坡，都是像窑洞一样的拱形顶，每孔“窑”住一个班，里面是很整齐的通铺。同村的智慧哥和景荣分到了二连，在上兰村时他们在沟里，离我们三连驻地还有十几里路。

那时候部队还在捎带批判彭德怀同志的单纯军事观点，当时林彪是国防部长，在主持军委工作，他又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在部队推行的是政治挂帅，开展的是三八作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在基层半年评比一次四好连队、四好班和五好战士。我个人认为开展的这些活动对加强部队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后来对林彪的批判中，很少涉及部队建设这方面的内容。就拿五好战士的评比来说，每年一度的年终评比只发一张奖状，由部队直接邮寄到本人入伍的大队，看是一张纸，影响可就大了，被后来发一个物件起的作用要大得多，难怪有的战士没有评上还哭鼻子。后来1971年 “ 九一三 ” 事件后再没有评过，说心里话，在当时就这一张纸的精神鼓励作用很大，是非功过，最后历史都要有个交待。

部队是一个武装集团、战斗集体，她就是根据团队的和个人的智慧和力量，技术的和战术的水平，用战争的手段去制止战争，达到和平的目的，而不是靠武力去征服别人。当然也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先例，所以能够将别人的威胁消除于无形当中是自然的最理想的。这样的团队和个人必须具备钢一样的意志，铁一般的纪律，炉火纯青的技战术水平，才能拖不垮，打不烂，无往而不胜。具备和养成这样的素质，必须从零开始，严格科学管理，从强行的到自觉，全方位培养一个优秀军人的良好习惯。

每周星期一到星期六早上出操半个小时，洗漱后吃饭。那时还处于“文革”时期，有早请示和晚汇报，后来以讹传讹说中午还有个“天天照”，那是瞎编的。每星期一、三、五晚上集体组织学习，二、四晚上为个人自学，星期六晚上自由活动，星期天晚上开班务会。个人支配时间很少，有句行话：都是些小伙子，不能让他们闲着，“饭饱生余事”。就这么一年接一年，一茬接一茬，到后来早请示晚汇报也取消了，而那些行之有效的制度一直坚持着。在那个“大熔炉”里你就是一块铁，总会百炼成钢。在那里发扬了诸多的中华传统美德，使人终生受用，终身受益。从此有了强烈的时间观念；有了服从领导顾全大局的意识；有了互相友爱、互相团结向上的情愫；有了舍生忘死、见义勇为的精神；有了扎实认真、科学严谨的态度；有了顽强拼搏，敢为人先的理念；有了及时掌控、积极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你如果具备了这些优秀品质，就可能成为老百姓所期待的、心目中想象的一名理想而完美的合格军人。难怪人都在说，当兵有可能后悔一阵子，不当兵就将后悔一辈子。

我们刚分到老连队，第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四点就搞了一次紧急集合，接着在一个晚上的后半夜又来了一次，还真给新兵来了个下马威。

何谓紧急集合，顾名思义，就是假设有紧急的情况下，迅速集合部队全副武装，或点名，或越野，或去完成某项虚构的任务，这是指和平环境。白天倒还好办，晚上可就惨了，睡得正香，冷不丁紧急集合的号声一响，先拉下电闸，屋里一片漆黑，顿时乱作一团，你拉我的裤子，我拽你的衣服，那个乱，部队没少干这事。特别是在节假日，更要提高警惕，防患未然，没当过兵没有这样的体会。这就是部队为什么要求特别在晚上就寝时，把衣服有次序地摆放在指定位置，特别是上衣和裤子，一切都为了实战，不是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嘛！有的战士干脆提前把背包打好，和衣而睡，就等着军号响，我也没少干这事。

记得在辽宁建平时，也是一个节假日，天还没有大亮，全营的指战员已紧急集合集中待命。营首长命令通讯班副班长户县籍乡党焦军智，提前到十几里以外的地方打几枪假设有情况，部队将进行十几里的急行军去处置。可营首长左等右等听不见枪响干着急，谁知过了半个多小时，不争气的焦军智骑马回来说冲锋枪子弹卡壳了，真让人啼笑皆非。营首长精心计划的一次完美的假设军事行动，让这子弹卡壳变成了泡影，部队只好各连带回。这件事对焦是否有影响不得而知，反正后来时间不长，焦军智就下到营部修理班当了一个挂名的副班长。事实证明应该说还是有影响的，所以说有些事一定要掂量到轻重，可不敢当儿戏，你可能认为无所谓，或许事就大了，这如果在战争年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后来部队到湖南后，更远离了和苏联接壤的前沿阵地，安安宁宁无战事，也就平平安安好过点，部队也就很少紧急集合了。一次春节期间，司号员小蔡透露说晚上要紧急集合，湖南天气不是很冷，全班都把背包打好了，也都没有脱衣服，睡也睡不着，都在小声聊天。十二点过后，突然电灯都灭了，我说可能快了，话音未落小蔡就敲窗户，说吹号呀，我说都准备好了。嘀嘀哒哒的军号声划破了黑夜的宁静，各连的号声也跟着响了，这次是营里统一指挥由各连自己行动。这也可以说这是我在部队参加的最后一次紧急集合。

作为军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随时都要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思想准备，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和必须做到的。

毛主席针对苏联的虎视眈眈发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这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吓唬人的，而是在思想上、物质上、政治上、精神上积极做好充分谁备。就连林彪的指挥所我们部队都打好了，掏空了一座山，那是一个多大的工程。别的不说，户县农民画都出现了《茶余饭后三五枪》的作品。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他不愿意挑起战争，但他也并不惧怕战争，你有你的机械化，我有我的革命化；你有你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你有你的钢铁武器，我有我的血肉之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日本帝国主义怎么样，张牙舞爪，不可一世，打着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幌子，烧杀抢掠十四年，还不是老老实实无条件投降了。

美帝国主义怎么样，聚集了十几个国家的精锐，还不是被我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得屁滚尿流，哭爹喊娘，老老实实地退到了三八线以南。

珍宝岛的枪声己经远去了，半个世纪的时间不算短，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苏联在没有解体时，两国关系就已有所缓解，战争的阴霾早己烟消云散，化干戈为玉帛已是大势所趋，要发展要和平已是人心所向。历史只能说明过去，但代替不了今天，更说明不了明天，和平发展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谁是谁非？用不着“秋后算账”，实力说了算，真理永远在大炮的射程之内。

2、忆苦饭

在部队开展的新式整军运动中，主要内容是“两忆、三查”。（即在六十年代初，我军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方法之一。“两忆”指：忆阶级苦、忆民族苦。“三查”指：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两忆三查”的重点是搞好两忆，着重忆阶级苦，搞好忆苦挖根，“谈甜思源”，算账对比，解决对国内形势的认识问题。大体做法是，先进行思想动员，苦情摸底，选择典型，激发忆苦。后采取忆苦挖根，认清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根源和实质，激发阶级仇恨。再通过“谈甜思源”，算账对比，结合党的政策教育，认清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认清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认清当前某些暂时困难决不能阻挡我们胜利前进。从而达到提高觉悟，增强斗志，不怕困难，战胜困难的目的。在提高觉悟的基础上进行“三查”，最后落实到加强部队建设的各项实际行动中去。

在新兵连的家史挂图绘画中，还有乾县的志新同志，要说志新的绘画水平，说实话比我要强的不是一点，可以说我们不在一个档次上。尤其是他在对人物的刻画上很细腻。我是基础比较差，笔法粗犷，某种程度上有反映旧社会天昏地暗，人物骨瘦如柴的特点，总算是应付下来了。我的这一特长也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尽管水平不是很高，可我认真去做了，后来经常办办专栏，写写标语，业务绘图等。在一定程度上为我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事物的发展往往就是这样，在不经意间一些小事的影响下，会为改变某个规律，尤其是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起到它不可估量的决定性作用。

忆苦中最难过的关，一是能不能把忆苦的气氛搞起来，如果冷冷清清谁也不吭气，那就达不到目的。因为我们这代人没有吃过旧社会的苦，对父辈们的受苦受难没有亲身经历过，这种阶级感情不是说来就能来的，最起码得有一个磨合期，要么是很难一触即发。在我们新兵连，就是班长苏振坤第一个声泪俱下，才带动了全班的一片哭声。后来在1973年的新训中也是连长周纪龄第一个上台连哭带喊拍桌子，才引来了下边的一片哭声，这才是所要的效果。二是吃忆苦饭，这也就是一个形式，所谓忆苦饭，就是把麸皮、豆渣、烂菜叶搅和在一起煮熟了，清汤寡水的，也就是做做样子，就等着下一顿思甜饭了。新训时，由于班长带头开端比较好，尽管有的有泪无声，有的有声无泪，到底是对旧社会的恨还是想家了，谁也搞不清，反正动静挺大的。在当时，我们班确有一个户县乡党顿足捶胸，悲痛欲绝，看来他对万恶的旧社会可真的恨之入骨，没有深仇大恨是不会有这样的感情的，而且还咬破手指写了血书，差点昏了过去。这样的共同悲痛持续了近一个小时，在悄悄的你推推我，我劝劝你的慢慢淡化抽泣哭喊声中，擦干了眼泪，坚定了决心，化悲痛为力量。

中午，一桶热气腾腾的忆苦饭提了回来，这如果在平时大家都还互相谦让，生怕别人说自己风格不高。可这会儿饭刚打来，大伙早己把碗拿在手里，呼拉一窝蜂似地拥了上去，争先恐后，这可有个阶级感情在里边，谁敢耍风格，盛在碗里的这些乱七八糟的大杂烩，大多都“如饥似渴”、津津有味地“狼吞虎咽。”我真有些搞不懂了，旧社会劳苦大众出的牛马力，吃的猪狗食，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不是我们搞反了，既然你们吃得这么可心可口，如愿以偿，那不是说明这麸皮豆渣烂菜叶比大米馒头还好吃？这不是本末倒置，今不如昔吗？本来旧社会是苦，人民在水热火热中苦苦挣扎度日如年，我们尝一些，点到为止，增加对万恶的旧社会的痛恨才对，或许旨在解决一个阶级感情问题。更有甚者，我们一个同志还要争着抢着要去打第二桶，多亏班长头脑清醒制止了，要不，我们这是第一次回到“旧社会”，这还争着受二茬罪。要我说，对旧社会的切齿仇恨，对新社会的无比热爱，要充分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尝一尝效果就出来了，在美美的享受新社会的幸福生活，吃顿大餐。

开展这样的活动，我又先后经历了两次，一次是在营部进行忆苦思甜，没有搞别的活动。只吃了一顿忆苦饭，也是用白菜大豆等做的，炊事员手下留情味道还凑合，有的战士开玩笑说，比高粱米饭还好吃。另外一次是1973年我在新兵连任文书时，那情形和我们以前在新兵连时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上次以班为单位忆苦，这次是以连为单位忆苦而已。思甜的饭，据当时担任司务长的肖大刚同志说，连饭带汤带菜每个人肚子能装六、七斤，这才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

总的来说，忆苦思甜作为一种教育方法在当时应该说是行之有效的，起到了很好的积极作用。

二、辽宁 ——大凌河畔铸辉煌

1969年4月——1979年10月一营领导和营部干部的情况如下。

营长：王富、王万珍、施洪友，教导员：李真、田伟；

副营长：欧阳广玳、李国谋、杨步云、刘衍贞、陈文秀，副教导员：施祥明、寻迪荣、田伟、朱振乾、殷世先；

“技办室”技术员：许叙富、杨财啟 、李万顺、屈伯衡、卓志远、范西庆；

卫生所医生：宣文东、张存明、李如明、马海涛、范富恩、张伯忍；

管理员：沈行超、冯开发、刘德荣；

机修排排长：韩治业、陈克钦。

                阳春三月暖风吹，春意扑面把你追，三晋已陶醉。

长长的军列，一路呼啸而来，穿越太行山脉，横跨华北平原，山川、河流、城市、农村一掠而过。说来也巧，列车在行进途中适逢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一曲： “ 长江滚滚向东流，葵花朵朵向太阳 …… 。 ” 回荡在神州万里，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也飞进了正在行驶的军列中。新的话题又成了热点新闻，一个个似乎都成了“中组部长”，给这个封官，给那个进爵。一路上叽叽喳喳，吵吵嚷嚷，争得口干舌燥，面红耳赤，没有个消停的时候。关心关心国家大事也在情理之中。

一个漆黑的夜晚，万籁俱寂，军列缓缓地停在了一个连站台都没有的小小乘降所。指战员们既不情愿又不怎么相信，晃晃悠悠、迷迷糊糊地跳下了车。后来才知道这是辽西大山深处的一个临时停车点——北山乘降所。下车后乱乱哄哄的，有找自己班、排的，有憋得受不了解手的。星星点点的雪粒，滑滑脆脆的冰碴，昏昏暗暗的灯光，也只是个点缀。真的有些苦不堪言，指挥员手中的电筒摇来晃去，在地面和天空划出不规则的弧光。带“长”字的手忙脚乱大呼小叫，招呼着收拢自己的队伍，折腾了好一阵子，总算有秩序地排列成长长的四路纵队，大小首长们也都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为了减负，背包和一些随身携带的物品全部由汽车拉运，新兵也就是那点玩艺儿。连长进行了简单的动员，要求大家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再有二、三十里路就到目的地了。当时我的脑袋就嗡的一下子，第一反映是悲观的、无奈的、迫不得已的。部队慢慢地向前蠕动，战士们一个个拖着疲惫的身躯，艰难地一步一滑，没精打采、东到西歪、深一脚浅一脚。一路上，只有参差不齐的脚步声和水壶碰撞武器的叮零当啷声。深更半夜的，尽管动静不是很大，还是惊扰了路边周围村庄的老百姓，灯光越来越多。如果在大白天，部队唱唱歌什么的，还能提提精神，情绪肯定能高涨一些，行进的速度也会更快一些。而天黑路滑人乏，快赶上古道西风瘦马那么荒荒凉凉、凄凄惨惨了。刚进入沟口不远，我一不留神，出溜一下子滑了个仰面朝天，虽然不怎么痛，却摔到了“伤心”处，前后左右的战友你拉我拽地把我提了起来。部队还在默默朝前行进，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我控制不住内心的郁闷，情不自禁地流下了辛酸的泪水，是委屈？是无奈？还是别的原因？说不清，多亏有夜色的掩护，这要是在大白天洋相可就出大了。部队又行进了约半个小时，总算到了驻地，也就是凌晨三、四点钟，大伙儿先匆匆忙忙地整理好铺面。我的印象是刘富德同志提来了半桶高粱米稀粥，让大家先垫巴垫巴，说天亮了就开饭。都胡乱喝了几口，就凑合着和衣而睡了。

天刚蒙蒙亮，早早醒来的都已到外边逛去了，我把头蒙在被子里眼泪又夺眶而出。等情绪稳定下来，钻出被窝，强装不在乎，穿好衣服，叠好被子，胡乱洗漱完了后，一个人溜达出去。看看这，瞧瞧那，山连着山，峰接着峰，枝枯叶黄的，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让人不敢相信，又不得不信，就要在这里安家落户工作生活了。

我们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工程兵建筑第二零六团，这是当时部队的全称，我们经常习惯的叫法是六团。调防到辽西后，团直机关设在辽宁省凌源县前进公社石门沟。就当时那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弹丸之地，一下子沸腾了，成千上万的绿军装塞满了这里的山壑岔沟与河川平地，形成了一道耀眼夺目的绿色风景。彻夜不断的开山炮声，打破了这里往日宁静的千山万壑，激活了方圆几十里的连绵群峰，看来这里要进行一个大动作。

石门沟是辽西大山深处的小地方，追溯历史渊源，还真有一些让人耳目一新不可小觑。这里人杰地灵，土地肥沃，山川秀美，旅游资源比较丰富，而且还有一些美丽动人的传说。特别是处于辽、冀、内蒙交界，离河北的平泉县县城五十五公里，离凌源县城五十五公里，过北山可直达三十家子，翻南山可直通三道河子，越过东梁到松岭子镇，出西门可到大河北镇、刘杖子村。公路与四周的省道、国道联通，距锦承铁路仅八公里。可北上凌源、朝阳、沈阳，南下建昌、锦州、大连，西去平泉、承德，直指京津。在过去进出石门沟只有唯一的一条通道，两侧是东西走向和南北走向的崇山峻岭和悬崖峭壁，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著名的辽沈战役的硝烟尽管没有弥漫到这里，可它的战略地位看得出十分重要。

我们营的施工工地在后石门沟，和团直机关只一山之隔，沟口有五、六米宽，紧挨着直属队的汽车连和修理连。这是一条长约十几华里的大峡谷，两边是巍峨挺拔起伏连绵的山峰，植被很好，精彩纷呈，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修建地下仓库。刚进入沟口是一连的驻地，一连为被覆连队，就是先预制水泥块，毛洞开凿完后进行被覆再交付使用。二连、三连、四连是掘进连队，也就是开挖毛洞。从一连纵深约三、四华里是三连和二连，再向里约三、四华里是四连。在二连与四连之间，斜刺里向东北方向的山坡上约半里地是一条沙石路，直通全营的指挥枢纽营部。这可是一块风水宝地，三面环山，一面临坡，一眼望去，大半个峡谷尽收眼底。全营除了一连和三连的一排及营部的绝大部分，住的是老百姓的民房。二连、三连的两个排和四连都是临时房，条件相对要艰苦一些。

我们三连一排的四个班都在半山腰的一块开阔地，东边是一班和二班，一班门朝西，我们二班门朝南形成了一个小院，三、四班在西边一字排开门朝西，背对着我们一班和二班，门前是一块开阔地，有一个用破木板凑合的不规则篮球架子，形成了一个半篮场地。我们一排的左、后、右都是原来老百姓的庄稼地，一层一层的梯田，栽的梨树和苹果树都已一人多高了。东边紧挨一班的背后是一条四、五米宽，三、四米深至北而南的水沟，看来是自然冲刷形成的，还有一缕清

清的流水。南边是一条落差有三、四十米的大坡，用横七竖八的石块铺成台阶，是下山的唯一路径。不知是谁最先风趣地把这里叫“威虎厅”，后来也就传开了，以至于直到现在，每当战友们谈起当年营部（后来二营部接防）驻地，都说住在“威虎厅”。

连队到这里的第二天安排休息，吃完早饭洗的洗，逛的逛，自找乐子。班里没有几个人，我正在翻看报纸，副指导员曹凤翰同志到各班看望大家，转到我们班后和大家聊了一会儿，简单地了解了一下战士们的思想动态。他离开时班长王成玉往外送，我也跟了出去，副指导员就顺便问了一下我的情况，当时我也不知道那来的胆量，毫无隐瞒，连核桃带枣的都倒出了内心的失望和委屈。副指导员安慰了我几句，要我安心工作，并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主席纪念章送给了我，我确实被感动了。后来，曹凤翰副指导员调到了总后勤部，听连里老同志讲，他很有才华，我也确实在发给部队的诗歌集中，无意中发现了他写的一首小诗，时间长了，只记得最后一句是：红旗向着五洲扬。

过了一个多星期，我和焦军智、袁庚寅、秦志远被调到了营部，其他连队同时调去的还有一连的宋崇信、仝 恒坤、赵树华、郑虎虎，二连的薛俊秀、马永鹏、韩建设、赵福田、闫 安安，四连

离营部驻地最近的是二连，就在山坡的下边约半里地。周围的环境很优美，不但有耕地，有果园，而且水源充足。参天的大树把营房遮掩得密不透风。那山，那水，那花，那草绝妙地搭配和神奇地组合，真是美轮美奂。清新的空气，芳香的花草，阳光林间照，山泉石上流。四月的春风飘荡在峡谷和山坡，轻吻着满树桃李绽放的花朵，满山遍野层层叠叠的粉色真如花的海洋。刚刚透出嫩绿幼芽的柳枝随风荡漾，拂来多少柔情绵绵。

    这里原来居住着七、八户村民，有田有地有水源，他们祖祖辈辈在这里耕耘、收获繁衍生息，延续香火。由于战备施工的需要，被搬迁到沟外政府划拨的位置重建家园，遗弃的土地荒芜了，果树没有人管理也就废了，都成了营部的副业地，为提高战士的生活水平起到了促进作用。营部只有二、三十个人忙不过来，只能捡土质好的条件方便的耕种，大部分也只能撂荒了。

营部的工作主要是为一线的连队服务，有通讯班、“技办室”、卫生所、测量班、修理班，还有炊事班和马车班。除先前调去的葛志新是营部文书，申长林在修理班是木工，其他十四个人的归属还是个谜。每个人都想干一个有技术、有出息、且又轻松的工作，都在用尽浑身解数积极表现，吸引领导的眼球。打靶和投弹的成绩不会作为分配的参考依据，主要表现就是充分体现在革命的大生产运动中。干活不论个头高低，不管年龄大小，一律“同工同酬”，主要是用铁锨翻地，每人分的都一样宽，没有一点厚此薄彼，都说革命的大家庭是温暖的，也确实温暖。有几个身强力壮的“大块头”，仗着人高马大，占尽了风头，可把我们几个年小体弱的坑苦了，再拼命也赶不上人家。这几个“大块头”先翻到地头，该给谁帮忙表现完了就休息，等我们累死累活刚

到地头，屁股还没有着地，新的一轮又开始了。于是形成了恶性循环，我们几个年小体弱的越累越慢，还要时不时的看这些人的白眼和听这些人的嘲笑。新训的班长王富成也想通过这次训练新兵，好好表现表现自己，对此也就格外卖力，我们只能认倒霉了。

这样的大生产运动持续了半个多月，可把我坑得够呛，硬是拼死拼活地顶了下来。气归气，恨归恨，也不能全怪他们，谁不想有个好表现，谁不想出人头地，捞一个比较理想的工作。其实，最后的事实证明，我们都想错了，尤其是那几个爱出风头的傻冒，分配方案早就订了，除个别人调整外，就等宣布了。在分配时领导主要是根据每个人的身高特长量体裁衣，相对比较合理地安排各人较适应的工作，与干活快慢关系并不大。

尘埃落地，一纸命令，我和乾县的薛俊秀、马永鹏同志分到了测量班，他俩大我三、四岁是老哥。葛志新是文书，申长林、仝 垣坤、袁庚寅、苏恒军、赵福田、韩建设、闫安安分在了修理班，宋崇信、赵树华分在了炊事班，秦志远分在了马车班，焦军智分在了通讯班，郑虎虎分在卫生所。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前苏联吃了个哑巴亏，亡我之心不死，丧心病狂，变本加厉，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虎视眈眈，剑拔弩张，跃武扬威，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面对随时都有擦枪走火，引发更大规模冲突的危险，加强国防建设，准备应战，势在必行，刻不容缓。我部根据紧张的国际形势，适时提出了响亮的战斗口号：“高举突出拼命干，四年任务两年完，两年争取再提前，彻底埋葬帝修反”。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也由此而产生了部队自己的发明和创新，那就是所谓的大礼拜，中礼拜，小礼拜。大礼拜是一个月一个礼拜天，中礼拜是半个月一个礼拜天，小礼拜是十天一个礼拜天，社会礼拜干脆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在那两年中，我营三个掘进连队，一个连队三个排，每个排一个洞口，毛洞均宽九米左右，高七米左右，断面六十多平方米，每天的进度是一米五至两米。一个排编制也就是五十个人左右，除去风枪班的十一、二个人外，其他四十多个人每天出一个工班的渣，必须在十个小时左右干完，否则就要影响风枪班的下一次打眼。天天如此，一个月休息一天，该是多么大的劳动强度，就这中间还有政治学习。除了正常的工作程序以外，还要大战红五月，向党的生日献礼，向建军节献礼，向国庆节献礼等。这样的大会战我们营部的战士也要参加，我参加了几次连队的出渣，一天下来腰酸背痛腿抽筋，浑身上下没一块舒服的地方，两三天都缓不过劲来。可连队的战士就是这么天天干的。

当时的测量班班长是六五年入伍，山西省临县的刘林保同志，足有一米九的个头，有技术人品好，实干精神强。1971年初复员，安排在临县的交通部门工作。副班长是新训班长王富成同志，1966年入伍，河南省密县人，人倒是挺能干的，别的方面也还凑合。干了不到半年，团里给营部下拨了一台缝纫机，调他干缝缝补补去了。还有一个老同志张富敏，他也是1966年入伍，和王是老乡，王走后，他接替了副班长工作。再就是1968年入伍，河南省淅川县的吴国庆和周智保同志。就这样，我们八个人组成了一个战斗集体。那时候部队流行新老战士“一帮一，一对红”结对子，我和刘班长是“一对红”。班里依照工作性质不同，对全班每个同志的工作进行了具体明确。分了两个工作组，一个“中线组”，俊秀分在了这个组；一个“水平组”，我在这个组，周智保是视镜（看仪器），我是立塔尺的。永鹏个子大，安排的是画洞子（就是用红铅油画拱顶）。我们三个新兵也算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至于谁进入角色快，就看自己的努力了。

就在我第一次进洞作业时，由于对很多基本常识不懂，差一点出事。因为洞子里边光线暗，洞外很亮，刚进去的头几秒什么也看不见，而从里边向外看却很清楚。我啥也不知道，扛着“塔尺”低着头只顾顺着两条轨道中间往里走，就听轰隆隆一辆斗车迎面而来，我赶紧迈出轨道身子闪向一边，斗车嗖地一声擦身而过，险些被撞伤。斗车过去后我才看清了，站在斗车上的是欣喜若狂的富村乡党姚文武，看他那手舞足蹈，若无其事的样子，我气不打一处来。就是不看在乡党面子即就是别人，也应该处于安全角度人道主义，踩刹车或示意让对面的人闪开吧，他竟然把别人的生死安危当儿戏。看来新兵干活还是经验不足。

万事开头难，要说测量班的工作劳动强度并不大，而且是一个很受连队同志欢迎的工作。部队刚调防过来，原来七团在后石门沟只有两个掘进的洞库，其他就是设计图纸。这就需要我们测量班在很短的时间内，准确地测量出每组每个洞库具体位置，连队才能施工。时间紧，任务重，新生力量又多，那阵子的确很忙，常常是早出晚归，废寝忘食。“中线组”的工作我不太了解，我们“水平组”往往是从山的这边，或从沟的这头，要把水平点转到山的那边，沟的那头。我是一个新兵，只能听视镜的老兵咋说咱就咋干，扛个“塔尺”满山跑。周智保是个高中生，有点清高傲慢，自以为是，一副不可一世，盛气凌人的样子，你干得对与不对他又不说，只要你干不到他心上，就往那一站不吭声。这中间遭到的冷遇不言而喻，我真的过早尝到了当新兵吃苦受累，出力不讨好的滋味，但也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其实，测量一般的洞库工作也不是深不可测，高不可攀，只不过需要一个熟悉和适应的过程。重要的是要有工作责任心，特别要树立为一线服务的意识，说穿了这里边有一个感情问题。九个洞库同时开挖，掘进连队每放完一次炮，测量班要及时把准确的方向和高低测量出来，这样连队的同志才能避免做一些无用功。

刚分到班里时间不长，俊秀就一炮打响获得营嘉奖，这对我来说无所谓，可对永鹏的压力很大。班里就这三个新兵，积极要求进步的心情都比较迫切，都想走在最前边。说实话，我也知道争不过他俩，可我又不死心，总想找机会多表现表现。一次我感冒了，班长让在家里休息，我就趁他们都上班了，把每个同志的脏胶鞋和布鞋洗得干干净净，晾晒在小仓库房顶，心想这次班长最起码还不表扬表扬。可他们回来都跟没事人一样谁都没吭声，我心想这就怪了咋还都装作没看见，在班务会长班长也只字未题。使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一些伤害。还有一次早饭后，下着倾盆大雨，我怕仪器的支架和塔尺、花杆让雨淋了，就用自己的雨衣把这些器材都包起来，一路小跑扛到现场，可这一次还是白忙活了，连个表扬都没有捞着，又一次伤害了我的自尊心。后来我听通讯班的军智战友说，刘班长和他们班长余发运说，我话多，成绩都让嘴说完了，这可真是“猪八戒没成仙吃了嘴的亏”。当时的部队确实需要言听计从，百依百顺的小绵羊。实话实说，我还是年龄小不成熟。尽管我受到了一些挫折，但经过短暂的消沉后，积极要求进步的决心又一次燃起，我想荣誉固然重要，可做人更重要。

对测量班来说，最苦最累的莫过于走路，只要有副铁脚板就足够了。十几华里长的战线，九个洞库而且大多都分布在半山腰。开始还没有路，齐腰高的荆棘和藤条，一拨连着一拨，密密匝匝的，我们硬是克服困难，在高低不平的山坡踩出了一条羊肠小道。而且我们还练就了在管道上行走的技术。那时也年轻，不敢说身轻如燕，也是十分麻利的。每天往返几十里山路，还要背着十几斤重让人担心的仪器，也觉得就是那么回事了。为了工作大家任劳任怨，应该说无怨无悔也是一种高尚的美。有时需要固定木桩，还得等连队出完渣我们才能工作，废寝忘食是常有的事。实际上我们的工作并不像外行们想象的那么高深莫测，什么我们这些人心细文化程度高等。你别看平时拿着个夹子写写算算的还挺神气，还不就是简单的加减乘除，什么文化程度低了干不了？那是拿着大刀吓唬老百姓呢。别的不说，我们三个六九年入伍的也都才是初中的文化程度，我还没有毕业。其实一个班有没有战斗力，并不取决于他工作的技术含量，最主要的是带头人的表率作用，大胆管理严格要求，还有平时作风纪律的培养和坚持。我 们不是常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戴高乐不是说过，一个骆驼领一群羊可以打败一只绵羊领的一群骆驼。我们当时的班长刘林保同志，内向，不善言辞，公道正派，个人素质很高。张富敏同志有点性急，其他方面也是没得说。大家都能够循规蹈矩，测量班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优秀：认真、细腻、不张扬。而营部另外一个建制班，修理班则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优秀：泼辣、粗犷、大大咧咧。可战斗力也很强，像班长张增产同志直爽能干，虽然有些虎虎噪噪，本质是好的。做了阑尾切除手术，一个星期出院后，不休息立即投入到工作中去，手捂着肚子抬管子，直径一百五十毫米粗的管子抬到半山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他们做到了。

一个集体长期形成的一种习惯，短时间是扭转不过来的，而个人的性格类型，与这个集体的战斗力强弱应该没有关系。一种良好的风气是长期坚持不懈养成的，一蹴而就只能是表面现象。听说张增产同志复员回地方后还是工地铁人，天涯何处无芳草，只要是金子在什么地方都发光。用人处事这里边的关系很复杂，每个人喜欢的类型又不尽相同，爱吃萝卜不吃梨，你爱少林拳，他喜武当剑，君子所好不同，用人也是一样的。任何事情在没有认准之前，不要评头品足横加指责，把自己搞得很被动。总的来说，测量班从作风方面，战斗力方面，团结方面都是比较优秀的。至于个别人的其他问题或者这个人的整体形象自有公论。就我个人而言，得益于这个集体良好环境的引导和熏陶。为后来的成长进步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我年龄小，没眼色，看不清利害，那时对以后能否在部队有一个实现自己的理想连想都不敢想，充其量有时琢磨着复员后凭运气能安排一个工作就心满意足了。和别人也不争也不抢，也可能正因为如此才给自己涂上了一层保护色，从而不会成为众矢之的及防范对象，谁也不说你好，谁也不说你坏，这不很好吗？有的同志却不是这样，爱处处表现自己，锋芒毕露，争强好胜，过早地把自己展示在公众面前，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反倒适得其反。

那个时候，一天繁重的工作下来，已是筋疲力尽。都是些年轻人在一起搅着，工作苦一点，累一点倒也没有什么。最使人不能很适应的是生活比较清苦，每天两顿高粱米，的确让人有些受不了。白高粱还凑合，一粒一粒的，红高粱可就惨了，做成干饭黏黏糊糊的。后来部队想了很多办法，用肉炒着吃，还能好一些。再后来又派人专门到“凌钢”学习，做了一台压面机，把高粱米面压成“棍棍面”，我们把它叫“钢丝面”，质硬嚼不烂。只好先用笼屉蒸了再煮，也算是粗粮细做，比高粱米干饭稍强一些，隔三岔五地吃了几顿，不知什么原因，后来也渐渐不做了。还有就是部队当时文化生活又枯燥又单调，跟个机器人一样，只有篮球、乒乓球，连象棋、扑克都没有。尽管我很爱看书，但只有解放军文艺还有一点可读性，其他报纸刊物政治色彩比较浓，而且也少得可怜。有些事还真的让人搞不懂，我刚分到测量班就被选为营部的革命委员会委员，七月份入团后时间不长又是团支部委员，真让我有些稀里糊涂的。无非就是我能画画，有时办办专栏，虽然水平不高，但热情很大，不管是哪个领导只要安排我就满口答应。不是咱破车爱揽载，还是想干一些力能所及的事，我常说，别看我没啥本事，就是凭着一股热情和胆量，反正是认真去做了。老是充当着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不招谁不惹谁，又能干一些力能所及的小事。

在1969年的下半年，随着施工任务的不断加大，营部又组建了两个建制班，一个是机械班，一个是水泵班，加上原来的测量班和修理班共四个班，组成了一个机修排。排长是由修理连调来的韩治业同志，机械班是一班，水泵班是二班，修理班是三班，测量班是四班。因为测量班的工作和“技办室”关系密切，于是就在行政上由机修排管理，业务上由“技办室”领导，有些里外难做人，夹缝之中求生存之感。不管怎么说，只要工作干好了，谁再有成见，也无济于事。

年底，测量班被评为四好班，我也在部队第一次被评为五好战士，真让我着实激动了好长一段时间。

春风吹开遍地花，新的一年开始了。当年部队在河北省的河间县和北京市补充了少量的兵源。测量班分了两个1970年入伍的同志，一个是河间县的闫 厂，一个是北京市的杨柱英。杨柱英当年的十月份调去了青海的格尔木。

四月初，冰雪消融，山沟活跃了，施工的隆隆炮声打破了往日的宁静。先一年，团里集中力量以四营为主大战石门沟。这一年，团里又集中力量以一营为主大战后石门沟，不但调来了四营的十三连支援我营，而且增加了几个连的民兵。

测量班增加了新生力量，班长对各人分工进行了新的调整。杨柱英分在了“中线组”，闫 厂分在“水平组”，接替我立塔尺。周智保还是操作水准仪，而我还是在“水平组”跑龙套，哪里人手紧张就帮哪里。在这期间，我结识了水泵班1970年入伍的河间兵崔书开同志，我们很谈得来，成了朋友，他1974年5月份下到了四连，1975年年初复员，安排在任丘市的一个油田。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都会诠释和演绎着战士生命的坚韧和毅力，总有他们的勇敢和刚强。在我们第一营，三连班长陈文秀同志在国防施工中，被碎石击伤眼睛，坚持“右眼失明没有啥，革命路上照样猛冲杀”，受伤不下火线，荣立一等功，并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党的代表大会。四连班长尚春发同志，在国防施工中，临危不惧救战友，壮烈牺牲，荣立二等功。有的战士因为施工任务繁重，过度疲劳，在放炮时被雷管炸瞎了眼睛，炸裂了掌心，甚至正在打风枪时爬在风枪上睡着了，被支架从两米多高的道坑上蹬下来，连吭都不吭一声。四连的同志为了抢时间赶进度，在水管还没有接到施工现场的情况下，刷坡时“打干眼”（按规定是不允许的），粉尘飞扬，染白了头发，模糊了双眼，被参观团誉为“白毛男。”

我们测量班在人员少（团机关测量班还派了两个同志帮助工作），施工任务重的情况下，经常加班加点根本没有正规的上班时间，而且随叫随到毫无怨言。除了完成十几个毛洞的测绘工作，又增加了洞库被覆的测绘任务。有时为了赶任务，洞里刚放完炮烟尘还没有排完，险情还没有处理，（所谓处理险情，每个排都有一个安全员，任务是在风枪班放完炮后，烟尘还没有散尽，就用一个四、五米长带金属头的竹竿，把拱顶被炮震松动了的石头戳下来，以保证出渣人员安安全全施工。）白茫茫、雾蒙蒙的，五米以外连人都看不见。硬是忍受着粉尘的污染，冒着生命的危险，克服困难，也要为连队排忧解难，测绘出准确的水平和方向。1970年年底，经过二零六团指战员的艰苦努力，团结奋战。迎日出，送晚霞，手上的老茧摞 了一层又一层，磨光的铁锹一把又一把，甩出的汗珠一串又一串，倒下的烈士一个又一个，奇迹般四年的任务两年提前完成了。铸就了辉煌，走向了巅峰，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总后勤部掀起了：“学六团，赶六团，超六团”的活动。而且派来了总后勤部的芭蕾舞剧团慰问演出，给这个大山深处的小山沟带来了亘古以来最美的听觉和视觉享受。参观团、慰问团接踵而至，应接不暇，有部队的，有地方的，这不是美好的传说，而是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据说从那时起，我部人员到总后勤部出差或办事，发现你是六团的，对方就会肃然起敬，不敢说受到英雄般的礼遇，最起码也是脸好看事好办。天道酬勤，许许多多的指挥员汗没有白流，工作没有白干，该提拔的提拔，该调动的调动。当然，战士们也得到了心理上的满足——光荣和骄傲。本来我们就做好了付出很多很多，不求获得的心理，而且准备好了迎接更艰苦、更繁重的工作任务的。

在凌源县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也由一个新兵蛋子一步一个脚印，慢慢地成熟起来了，由开始的学徒工 扶花杆、立塔尺等 “ 跑龙套”的工作，开始向着有更深技术含量的水准仪操作靠近。老兵经常教育我们只要能立好花杆和塔尺（三点一线保持垂直）就可以达到三级测工的水平，我在测量班的起步就是由立“塔尺”开始的。说真的，刚到班里你就别想沾仪器的边，有时老兵高兴了把手一挥，过来给你轻描淡写地应付几句，部队把这叫“以老带新”。主要还是靠自己去感受、去摸索、去体会，反正我是这样过来的，这期间偶尔也受老兵平白无辜的训斥，和毫无道理的白眼，也只能默默地忍辱负重。当新兵你既想学技术、又想干好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刚到班里时间不长，1968年入伍的吴国庆同志，这人倒不错的，就是说话嗓门大。有一次在洞内连队战士都还在施工，老吴正在视镜，我从道坑上边用手电筒无意中晃了几下，他就过来气势汹汹、歇斯底里冲着我大吼大叫，这是我第一次莫名其妙地受气。在下班回来的路上，老吴又给我解释：洞子里人多吵杂，说话听不清楚，用手电晃悠是表示让收仪器的意思，我心里记住了这事，可还是没有理采吴国庆。刘林保班长人是好，但他对有些工作上的要求和注意事项很少正儿八经强调，我们这些新兵也只能在实践中去摸索去探讨，在工作中吃些苦头，甚至碰得头破血流了才能学到一点东西，单靠传、帮、带是很难都学到。当新兵的滋味的确有些不太好受，不是宣传中的那样，什么亲如兄弟，肯定地说绝大多数老同志对新同志还是很好的，可能是我运气不好。不管怎么说，风里也罢，雨里也罢都过来了。其实都是一些小伙子整天搅在一起，谁没有自己的个性，只不过是岁月的腥风苦雨，终会把年轻气盛的棱角磨圆，现实中的“雪刀霜剑”，常把那份天真的向往斩断。

就拿两个六八年入伍的吴国庆和周智保来说，他俩不像我和俊秀、永鹏在追求进步中都在各自使暗劲。他俩是明着一个不服气一个，甚至发展到肢体接触，经常摔跤互不相让，脸红脖子粗的。

两年的时间不算短，的的确确使我长了见识，受到了锻炼，我也暗下决心，等成为老兵了一定要善待新兵。

1970年底，后石门沟的毛洞掘进已基本完成，营长王万珍同志，主管技术员许叙富同志，带了十几个同志已先行到新的工地孙家窝辅（实际都叫愁水沟工地）打前站。令人痛心的是，他们去了还不到一个月，通讯员六八年入伍河南省南阳的王德新同志，因煤气中毒牺牲，这是二零六团组建以来，一营营部牺牲的第一个战友。

我营在离开凌源之前，完成了十几组的毛洞掘进任务，并被覆和安装好了一组（两个）洞库。就要走了，我还真去看了看灯火通明马上即将交付使用的洞库。这就是地下长城，我还真有几分成就感，作为一名工程测绘兵能为祖国的国防建设事业做一点贡献而感到自豪。

1970年的年终工作总结，尽管测量班的同志千辛万苦，但因出现了工程事故，没有评上四好班，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还是被评上了五好战士，毕竟是一件高兴的事，不管怎么说总是对自己工作的一个肯定。

1971年初，总后勤部王者之师的二零六团一营，转入了新的施工工地，又开始啃这块新的硬骨头——“4801工程”。这下石灰窑子热闹了，孙家窝铺热闹了，愁水沟热闹了。这里植被不好，山上光秃秃的，也不是寸草不生，只是一片一片的荆条丛，还是能给山坡上涂上星星点点的绿色。有弊就有利，可是石质很好，韧度和硬度都不错。再就是离县城比较近，翻山抄近道只有十几华里，这一点要比凌源优越的多，在凌源施工期间，几乎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战士从没有去过县城。

部队在建平驻地比较分散，而且和孙家窝铺老百姓住的地方紧挨着，老百姓有时放牛、打柴等活动都要穿过部队营房，不像凌源的后石门沟一户老百姓都没有，一年到头除零零星星来部队的家属，连个异性都看不到。到建平这边营部还是住在一个半山腰，从沟口进去有半里多路。刚进沟是二连，紧靠营部在上边住的是一连，三连和四连住在离营部还有二里多地斜对面的山坡下。这里除四连和营部的机修排、卫生所的营房是临时住房以外，营部的营首长和一连、二连、三连的营房都是砖混结构的拱型固定住房，墙壁很厚，可以说冬暖夏凉，条件比较好，看来是盖的早了，具体什么时候没有考证。到这里后营部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晚上不用站岗，前后都是连队而且相距比较近。

施工的现场倒是很集中，离营部约有三华里的一条沟延伸进去五、六里路，整个也就是十华里。只有一组四个洞口在紧靠营部的山坡上。

建平县和凌源县都是国家级贫困县，都说辽西是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当时老百姓的生活我没有过深地了解，只记得刚到测量班时间不长，副班长王富成在一个星期天，让我和永鹏跟他去美其名曰什么支农。翻过一座大山，到了一个小山村，给老百姓挑水浇了一上午的玉米，在队长家里唠了一会儿嗑，对老百姓的情况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就住房而言，凌源那一带紧靠河北省的平泉县，老百姓住房的样式和平泉风俗基本一样，基本都是每户三间草房，前后宽约五、六米，没有后窗户和后门。前门和前窗户做工很精细很讲究，尤其是实用价值很高，干静利落，冬暖夏凉，屋里的摆设也很讲究。一些生活习惯和风土人情特别是住房接近河北省那边。可是建平这边就我们住的这条沟而言，房子很简单，房顶好像是三混土夯的，平顶又低又矮，也没有后门和后窗户，但正面大框的玻璃门和窗子都比较粗糙，一看就是凑合的。他们主要的粮食作物是玉米和高粱，都属高产作物，一年一季，四、五月份下种，九、十月份收获。纯粹靠天吃饭，如天旱耽误了种地，就补种荞麦，产量很低。没有细粮，听说过春节上边只给每人分半斤麦面，平时就是高粱米和大馇子，不用上交公购粮。日子还是比较清苦，也没有其他副业。凌源的山上还有野果和药材，建平这里什么都没有。可尽管他们生活艰苦，穿戴却很讲究，有人风趣地说：“高粱米的肚子，的确良的裤子。”这话一点都不假，从现象上看凌源要比建平富足一些。

部队刚到新驻地时间不长，正是进行老兵复员工作的时候，我们班是刘班长和周智保退伍。据说刘班长提干的命令早已下来了，但由于在后石门沟出现了工程事故，两个洞库的交汇也不知是距离还是角度出现了问题，没有对接上，属重大责任事故。提干的命令就一直没有宣布，作为战士复员处理了。一年一度的老兵复员工作循规蹈矩，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出现问题。偶尔有那么一星半点的矛盾，也是战士和领导之间有一些小纠结，发发牢骚而已。

老兵走了一个多月后，1971年入伍的新兵补充到了老连队，他们是山西省几个地区的，运城的多一些，和我们一衣带水，风土人情相近相通，光听口音就有几分亲切感。我们测量班分了三个新同志，一个是范西庆，老家是临猗的，现家在西安，一年多后被部队推荐上了南京军事学院，后在部队任技术员、工程师。一个是张创业，后调军人服务社复员后安排在临猗新华书店。一个是殷世昌，后下到四连，复员后安排在一个地方企业任科长。

营部在1969年下半年先是增加了一个水泵班和机械班后，到建平又增加一个锻钎班。班长刘林保同志复员后，由副班长张富敏同志主持班里工作，吴国庆是副班长。

部队从移师建平后，取消了各种大战和会战，恢复了社会礼拜，一切都进入了正常秩序。这条山沟里以往只有刚组建七一五部队，只有二、三十个人，一下子来了一个营近千人的部队，小小的山沟沸腾了。时间不长，又增加了一个民兵团，临时住房把一个

沟道摆得满满当当。更抢眼的是，每一个民兵连都有一个女民兵排，这些民兵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来自本溪一带到黑山、北镇等地的下乡知识青年。男的一个个英姿勃发，年轻精干，浑身散发着东北大汉的阳刚之气；女的一个个风华正茂，水灵灵，气质高雅，透出青春魅力。我们这些年轻的军人长期久居深山，远离闹市，很少见到异性，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大美女，好像给军营环境增添了活力。但军人毕竟是军人，他们有钢铁般的意志，坚决履行神圣职责和使命，自觉地维护着军人的尊严，遵守部队的纪律。那个年代对男女之间的事是很敏感的，谁也不敢因一时冲动而越雷池半步。

异性有生力量的进入却给指挥员管理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势必思想政治工作要更靠前一些，重要的是要盯得更紧一些。这些女民兵论干活尽管不如老爷们，可她们有她们的优势，一举一动如优美舞姿，一颦一笑，似乎演绎着女性独特的温柔。说实话她们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也调动了战士们的工作积极性。不是说：“男女混杂，干活不乏吗？”看来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况且这事利大于弊。

由于兵力增加，工作任务也随之加大，原来是一个排一个洞口，现在是一个班一个洞口，一个连九个洞口齐头掘进。全营三个掘进连队就是二十七个洞口，一个洞口一个班带一个民兵排，一个民兵排里有一个女民兵班，这样一来洞洞都有女民兵。在这样的气氛下，施工进度确实突飞猛进。

随着一线施工任务的加大，测量班也就增加了三倍的工作量，原来的八个人的编制就远远不够，相继又调来了杨文艺，石汝涛，郭德利，李一心，这四个人都是1971年入伍的。班里又把十二个人分成两个组，主持工作的副班长张富敏带一个组，我在这个组。另一组由副班长吴国庆带领。分上、下午两班倒，人歇仪器不能闲。由于施工紧张，老是赶不上饭点，而且还要经常加班加点，有时加夜班还要从别的班抽调人员帮忙。其实，我们都愿意加夜班，加夜班时我们和炊事班说好，让他们提前把面、油、菜准备好，不用麻烦他们，饭我们自己做，因为班里都是北方兵，都想吃面条，两全齐美。我记得有一次从一连新调来了一个姓康的炊事班长，听说我们要自己做饭，他不知个中缘由，硬是要亲自动手，热情地给我们做的大米饭炒菜，并做了个鸡蛋汤。结果副班长张富敏来了犟 劲，一赌气说不吃了，大家也不好说什么只好硬着头皮跟着挨饿，本来是好心的炊事班班长讨了个没趣。还有一次我们眼大肚子小，做的面条太多了，一个个撑得够呛，还是剩了一大盆，又怕第二天让管理员知道了挨批评，只好偷偷端去喂马了。

测量班是营部最大的一个班，尽管班长是副班长代理的，可大家从没有消极对待。尤其是新兵占了一半，技术力量还比较薄弱，这时我们1969年入伍的三个人已是班里的骨干了。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团结、努力、向上，出色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九一三”事件后，部队整整保密了半个月，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大人物的大事情，不是我们这些小人物肉眼凡胎能够识别的，也不存思想转弯子的问题。有人说总后的邱会作部长是林彪的死党，我们团是总后的尖子团，说什么“六团是林彪反党集团搞政变的借用力量”等，流言蜚语多了。这不胡扯呢？全国几百万军队，一个小小的六团几千人能干啥？林彪发布一号命令时，全军进入战备状态，五五一部队把大炮都拉到山上了。我们部队也有军事动作，给每个营的一个连队装备了几挺高射机枪，我营是二连，曾进行了几次实弹射击。工程兵虽以打山洞为主，但是军人必须时刻严阵以待，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时谁又有那么敏锐的识别能力。林彪是一个军事天才，野心膨胀，咱们这些小人物从何而知，有人可真能幻想，连1982年我部撤销都和“9.13”事件联系上了，这就有些太牵强了。

1971年年底因“9.13”事件的影响，部队没有进行老兵复员和新兵征集工作。党支部决定技术员卓志远同志是我的入党培养人，他是军校毕业的，有些不安心在山沟工作，爱发牢骚讲怪话，自己也入党时间不长。他找我谈话，问我写了几份入党申请书？我本来只写了两份，说写了三份，他说：“那你这心情不迫切。”我心想能跟你比吗，你是干部都快入伍十年了才入了党，肯定三天两头写，想归想，谈完话后我又向支部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1972年3月2日，我被支部大会通过入党，在营党委会批准之前，党委书记教导员田伟同志找我谈话，他简单问了一下我的家庭情况，又语重心长地鼓励了我几句，还提了些要求。常言道：“最难斗的是，仰脸老婆低头汉，最辣嘴的是，紫皮萝卜独头蒜”。我这个人光明磊落，襟怀坦白，心直口快，是个玻璃人，近距离接触，五脏六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不会两面三刀，阳奉阴违，入党前怎么干入党后还怎么干，不显山不露水的，别人的事不用去管，咱也管不了。

1972年下半年，正是我们六九年入伍的同志相继探家的时候，走了一批又一批，部队也是尽量先考虑年龄大的，我也没争也没抢，自觉服从组织安排，只是在思想上做着准备。一天上午，韩治业排长到班里笑着说：“还想探家？明年再说。”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接着说让我去接兵。这可真是“天上掉下来了个大馅饼”，我连想都没敢想过，还能有这样的好事，但这总是已经拍板的事实。不几天，我们这些接兵的同志在团里办了三天培训班。那次朱振乾副教导员是新兵团政委，张增产副排长是新兵连的一个代理排长，他去湖南怀化接兵。我是新兵一连的文书，和副教导员去了四川的彭县（现在的彭州市）。

我们去的时候是和河北平泉县的二团组成一个接兵团，二团的一个副参谋长是团长，朱是政委。新兵接回来后，两个团分别训练，我们团又组建了一个新兵营，李长兴不知是那个营的副营长还是营长，朱副教导员是教导员，六团的新兵都在愁水沟训练。我们班的马永鹏是新兵一连的九班长，营部的上士余水胜是新兵一连的上士。我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给营部挑几个兵。

1973年初，我还在新兵连，张富敏同志和吴国庆同志都已决定复员，新兵训练结束后，我们都回到营部。俊秀是测量班班长，永鹏同志是副班长，我还是一个老兵，有时我也想只能怪我运气不好他俩太优秀了。这一年班里分了两个新兵，都是湖南怀化的，一个是廖远宏，一个是周南长。廖远宏后于1975年底调机关干部股帮忙，后提拔为干部股干事。周南长在班里不到半年，要求去炊事班，后是炊事班班长，后来组建“机修连”时提为排长。

虽然我没品没位，可外出工作比较多一些，除了跟着许技术员在农村进行了几次爆破，三零三兵站和七一五仓库乐部都是我带新兵测量的。后来转业到地方工作，有一年我县环保局姚镝去凤凰古城，我问他快到县城公路边有一处古式建筑是县武装部还在不在？姚镝说还在。我说那是原国民党一个师长的旧宅，房子后边山坡的人防工程就是我1975年带两个战士测绘的。

    四月份，我如愿以偿回家探亲，因为六九年入伍的同乡战友们都探过家了，只剩我一个人准备回去，正好在建平县县委宣传组的甘河乡党董志孝，让把他母亲、妹子和女儿带回去，路上还有个伴。回来时也只有单身一个。

1973年上半年，孙家窝铺这边的毛洞掘进基本完成了，一连已开始被覆工作，三连和四连先后搬到离这里还有十几华里的愁水坑（村名）。过了这个村再往西南方向有一条沟，大约向前一里多路，就是新的工地。原先这里已盖好了一个地面库和几栋七一五一个分库的营房。随着施工重心的转移，两个施工现场营部几个班都是一分为二，营长王万珍同志和许技术员也都住进了愁水坑。我探家回来不久，也随班里大多数同志搬进了愁水坑。孙家窝铺那里只留了副班长马永鹏和一个新兵，主要是配合被覆连队施工。有时哪一边工作紧张需要帮忙，两班人员可互相支援。先搬到愁水坑的连队中三连离营部很近，四连在沟的最里边住的地面库，营部住在715分库，在沟口。四连走后，孙家窝铺那边的一连搬到了四连驻地，营部的“机修排”由临时房搬到了一连，紧挨营部的砖混结构的拱型房子。

小心谨慎的人一路走来，说不定什么时候稍不注意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闪失，真乃“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们都为此感到遗憾。

说实话，我经常在想，不管是刘林保班长，还是薛俊秀班长，他们两个无论是工作、技术还是人品都堪称一流，各方面都很优秀，最起码全面权衡比我强得多。怎么说呢？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应该说他们都是成功的，只能说命运不济，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不无道理。其实我们每个人，百毒不入的内心都曾千锤百炼过，风轻云淡的笑容都曾一路沧桑过。

前车之鉴，给后来者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测绘工作中的三个重要环节：距离、角度、水平，一定还是要亲自把关，出不起任何差错，别的就是有些小病小灾也不会有大问题。这也可以说在我后来工作中取得的成绩，与汲取了两个老班长的经验教训密切相关。

   1975年年初，老兵复员工作的前夕，部队准备南下的消息已不翼而飞，一传十，十传百，炒得沸沸扬扬，成了干部战士茶余饭后的议论焦点。而领导却孰视无睹，听之任之，显然说明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这或许给复转工作平添了几分困难。原来准备复原的同志思想可能动摇了，也想去毛主席的家乡领略一番南方的风土人情。新的情况将会萌发新的思想动态，往往就会导致新的变化，从某种程度上讲可能动摇领导的决心，甚至左右和改变领导先前的决定。还好，一切都在领导的掌控之中，没有节外生枝。

这一年我们一起入伍的同志复原最多，剩下的已是寥寥无几，没有几个宝贝蛋儿了，这些人又该是什么样的命运，只有拭目以待。

  很快我们从惜别战友的恋恋不舍中解脱出来，从思想上行动上都在积极全面做着部队大转移的准备工作，就是千头万绪也要理出个条条道道，路路行行。我被任命为测量班长，1971年入伍的李一心同志是副班长。1975年入伍的新兵已补充到班里，全营除一连暂时不随大部队搬迁外，三连、四连、新编二连（原十二连）和营部一起走。测量班的杨文艺随同刘衍贞副营长等先去打前站，李一心和新兵徐盛祥暂时留在建平。按部队的惯例，那里任务重通常由班长带队。对留守的他俩来说，也就是配合一连的收尾工作。

    向湖南转移，还不知条件和环境如何，总是一件高兴的事，我也一样，做好了去新工地迎接新考验的思想准备。我自信，一般的业务已是没有问题，要的就是认真、负责、细心。万事俱备，只等一声命令挥师南下。

在辽西六年的军旅生涯，也是我们最艰苦的六年。奔腾的大凌河水汇集着我们的热血和汗水，巍峨的辽西山脉镌刻着我们的灿烂与辉煌。我们同心同德，艰苦奋战，凭着每一个革命军人的勇敢、执着、拼博、坚强铸就着这钢铁般的意志。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均之力，气吞山河之勇，在生与死的考验中，血与火的洗礼中，用我们结满老茧的双手，饱蘸着热血和汗水。书写着一页又一页千辛万苦的曲折艰难；演奏着一曲又一曲荡气回肠的壮丽乐章；展现着一幕又一幕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编织着一章又一章跌宕起伏的精彩人生；涌现出一个又一个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材。有的战友奋不顾身壮烈牺牲，献出了自己年青的生命。还有的战友英勇顽强，光荣负伤致残留下了终身的痛苦和遗憾。我们不说苦，我们不言愁，无怨无悔！用我们的热血和汗水，铸就永远不朽的人生辉煌。在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蜿蜒数千里的地下长城，将成为世世代代永远铭记的丰碑。

1、打猎

后石门沟的纵深有十几里，两边的山高而险，还有很多幽深的峡谷，因此，也就有了很多的说法，有狼、黄羊和其他动物。营长王富同志，是个老资格，听说在抗美援朝时就是侦察排长，对他还有一些神秘的传说，比如徒手可以爬到三层楼顶等。他个头不高，黑黑的，胖胖的，性格开朗直爽，讲究饮食文化，有一个不雅的绰号——“狗肉营长。”他接地气，爱摔跤，经常和营部的几个战士扭在一起，一身汗，一身土的，谁也不服谁。但他确实有两下子，有一次我曾亲眼看见他把一个一米八几的大个子，没有几个回合就摔在了地上。不管谁胜谁负，擦擦头上的汗，拍拍身上的土，在互相不服气中告一段落，又在互相叫劲中开始了新的一轮。

别看他貌似一个粗鲁军汉，有时心可细了。一天晚上，有个战士站岗，把营首长房子旁种的向日葵偷吃了一个，哨兵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谁也发现不了。没想到王营长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少了一个向日葵，用上了他当年侦察兵的手端，顺着花瓣找到了修理班，经过对站岗人员和时间先后顺序排查，行为人只好供认不讳。

实际上王营长还有一个最大的嗜好——打猎。有一次也不知他晚上在林间守候了多长时间，终于有了结果，先后打死了两个黄羊。还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去吃早饭时，见一只打断了脊梁骨的黄羊，血肉模糊地撂在炊事班门口，还没有死，可怜巴巴的，无奈忽闪着含泪乞求的眼睛， 发出“咩！咩 ！” 的凄凉惨叫声，似乎寻求救助。很多人围着看，大家七嘴八舌，有嘴馋的说：“又有肉吃了！”不知又是谁冒出一句：“是王营长早上打的，中午给大家改善生活。”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想，反正我是有点于心不忍。

卫生所的所长宣文东医生，个子不大，胆子挺大。营部有两匹拉车的马，搞农副业生产翻地时，他就是爱除去缰绳骑着玩，一摔一个跟头，一摔一个跟头，也满不在乎。他也爱打猎，卫生所在靠山的最里边住，房子周围都是树木花草，听卫生员说，宣医生一个人在山坡上守候了几个晚上，连个羊、狼的毛也没见到。

1969年冬天的一个星期天，刚刚下了一场大雪，千山万壑银装素裹，白茫茫的天地浑然一体。吃完早饭，我刚想找熟人玩，出门碰见刚调来不久的李国谋副营长，他嗓门高，老远就喊：“小姚，背支枪跟我上山去”。我应了一声，心里极不情愿又无可奈何地回到班里背了一支枪，我意识到他想打猎，心里直犯嘀咕，这么冷的天，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跟在他后边。李国谋是接欧阳广玳副营长的手，个子不高，黑黑的，人挺精干，工作很认真。在这之前听说是十三连的连长，十三连当时是我们团的尖子连，那是出了名的。他刚调来不久，一次参加营部的出操，平时其他营首长也是偶然凭兴趣跟着战士们跑一跑。整理好队伍，他让带队的管理员回到队列中，他喊了一声立正，让每个战士把上衣掀起来，大家都有些没名奇妙，心想副营长这是咋的？他逐个检查完后，严肃地说：大部分同志都很好，但是还有几个战士没有把衬衣扎在裤子里边，这是军用风纪所不允许的，下次一定要改过来，还真挺认真的。原来团里有什么活动，营里都是以连为单位带队参加，他来一营后，却是以营为单位集体行动，喊口令统一步调，那要多高的嗓门。他人好，看起来很严厉，实际上平易近人，好恶分明，他到我营一年多后，就去别的营当营长去了。

那天我俩踏着积雪，顶着寒风，顺着营部斜对面的峡谷一直往里走，一路上留下了咯吱咯吱的脚步声，和两行深深的脚印。路太滑也不能上山，他左看看，右看看，眼睛紧盯四周，可什么也没有发现，除了风儿吹、枝儿摇、草儿动，一点动物的蛛丝马迹都没有。我是一个新兵，又不好多嘴，只有不声不响地跟在他后边，有问必答，没有主动说一句话。后来我想，真没出息，千载难逢的机会，像那些有眼色的，借此机会还不千方百计套近乎献殷勤，可咱咋就不行呢？往往有些事就是这样，机会来了不去把握，就会失之交臂，把握了，火候不对，就会适得其反，要不温不火拿捏到位是要有一定真功夫的。所以说有些事，还是顺其自然的好。就这样，我们俩转悠了两个多小时，无功而返。

其实那个地方还真的有狼，这可是我亲眼目睹过的。一天黎明前，班里的周智保病了，一直哼哼叽叽，影响得我们睡不踏实。当时室内和门口的灯都亮着，记不起是谁去卫生所叫医生去了。大家也都醒了，我想解大手，可没有去厕所，就顺着门口的小路向着去二连的方向走了二十几米，在一个不太显眼的梯田台台下边方便。低着头也没有注意周围的动静，完事后还没有站起来，发现离我四、五米远的小路上蹲着一个灰糊糊、毛茸茸的家伙，两只眼睛正死死地盯着我。我急忙站起来勒紧裤带，稳了稳神，在这十分危急之际，喊吧？班里其他人也已醒了肯定会马上出来；跑吧？这家伙若追上来，姑且不论后果如何，单就胆怯岂不成了别人的笑柄？我还是一个战士呢，蹲在面前的这个家伙无论是狗还是狼，一个军人最起码有勇敢和强烈的自尊心吧！于是，我毫不犹豫、面无惧色地大胆冲了上去，这家伙看我迎面扑来，夹着尾巴顺路向二连驻地方向跑了，我顺势蹲下捡了一块石头扔了过去，也没有再追。回去后也没有声张，怕战友们说我大惊小怪。我想应该是狼，这条沟里也没有老百姓，四个连队和营部都没有养狗，而且都传说这里有狼。看来，不管面临什么样的危险，只要你沉着应对，就会增加化险为夷的系数。

那个年代，动物保护法和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没有颁布，或者说还没有广泛的宣传，人们也不知道或者说人们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部队首长打猎司空见惯，也没有啥奇怪的。我虽嘴馋，但心软，看到一些动物在临死前的垂死挣扎，就有点吃不下去，这不和人一样吗？生命对人来说是一次，可对动物来说同样也是一次，只不过人比动物更聪明、更残忍而已，于是动物就毫无争议地成为人的盘中餐。

2、小秋收

秋高气爽，艳阳高照，又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何谓小秋收，顾名思义，就是在秋天收获的季节，搞一些小副业，现在叫“外快”。那时候人们根本就没有捞“外快”的意识，一是：找乐子，二是：解解馋。当时人们对物质的渴求仅仅为生理需要，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贪婪、占有、不择手段，有的甚至到了利欲熏心、人为财死的地步，最后落个死有余辜。

辽西这里的山，不像陕西的秦岭像一条巨龙横贯东西，地貌特征变化不大。而这里的山一片一片的扎堆，有的光山秃岭只有一丛一丛的藤条勉强给大山染上一点绿色，才不至于是不毛之地寸草不生。也有的是苍松翠柏环抱、杂木干果成林，不仅植被很好而且更有经济价值。虽然也山清水秀，而历史典故并不多，不像秦岭那样有七十二峡谷，每个峡有故事，每条谷有传说，不仅赏心而且悦目。或许辽西的山也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

前面说过了，营部在后石门沟驻地是三面环山，一面临坡。春天来了，满山遍野一派“热闹”景象：无名的花儿争相绽放，五彩斑斓；柔嫩的小草铺出了绿色地毯，使人如梦如幻，如痴如醉，情不自禁，触景生情。这深藏在大山深处的如画美景，真是大自然赏赐给人类的艺术珍品。我常常想，这里诱人的香花绿草，如果有人们去欣赏，它就是招蜂引蝶的“艳后”，给人以美的视觉享受；要是人们无暇光顾，岂不是一堆野草，只能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蓄芳待来年了。这也和人一样，尽管面如桃花、貌若天仙，没有人去说、去论、去欣赏，又有什么用？只能孤芳自赏。

有一位哲人曾说过：我爱百花盛开的春天，更喜果压枝头的秋天。因为它毕竟是收获的季节，千姿百态，色彩艳丽，层林尽染，别有洞天。我们初来的头一年，看着满山遍野的果实累累，争先恐后寻觅可食之物，水灵灵的山杏谁也不知道只能看不能吃，争来抢去又苦又涩。“露露牌”杏仁露的畅销，才是我们知道原料就是野山杏的核。前不久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一则脱贫致富的消息，就是内蒙的一个地区大量栽植野山杏树。想想辽西山上到处都是，可当时人们没有认识到它的价值，现在认识到了也晚了，成了军事禁区。

    那个时候一到星期天，我们就三、五成群，自由搭配，带上工具和行囊，在茂密的树林中钻来挤去，寻找可供一饱口福的山珍野果。最多的要数榛子了，是地方特产，现在的超市里有但价格高、数量少。那里的山上却是一片一片的，你只要发现一处就够忙乎一阵的了。齐腰高的主杆有手指头那么粗，直挺挺的，硬梆梆的，跟在人的身后哗哗啦啦响个不停。榛子果也就只有弹球那么大，硬壳浅黄色，形状像小柿子，没有好牙口那就只能用锤子砸，味道像板栗，挺好吃的。如果运气好，半天摘满挎包不成问题。下手早的一般都是赶山的老百姓，这对他们来说，也可能是一种经济收入来源。而我们则是玩的时间多，干的时间少。

除此之外，最多的还是挖药材，这一般都是部队有组织地进行。秋天也是各种药材成熟的时候，在那个季节领导就开始动员了，卫生所的医务人员，提了一大堆要求和注意事项，让我们照图索骥。这东西不像野果，当场就可以食用，所以我们胡乱挖回来，让医务人员再分类。各种药材确实比较多，只要用心，肯定会满载而归，基本都是悉数上交。也有细心的，悄悄偷偷摸摸晾晒后珍藏起来，探家时带回去，药材没有珍藏意义，又不能吃不能喝的，不知道些人带回去有何用。那个时期大多就认为是应尽的义务，很少考虑其他的，人都很单纯。周围部队或医院的医护人员到了这个时候，也是成群结队的来上山采药，他们都是内行，认识的品种多，收获也就大。

辽西山区还有一样东西多，就是蝎子，尾巴有毒刺，蜇一下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一般人都不去招惹它。我曾听说有个六八年入伍的河南籍战士，经常晚上拿上电筒去抓蝎子，说最多的是石块下边。还有人传得更悬，说石门沟那条新修的铁路一到晚上，铁轨上爬满了蝎子，反正我没见。当时一个蝎子交给药店是一分钱，有的卖了不少钱，那时候人穷，挣钱的来路也窄，无风不起浪，我想不会是捕风捉影瞎说的。

不管怎么说，小秋收创造了财富，尽管微乎其微，也算收获，在物资极大丰富的今天肯定没人干了。我想在当时在某种程度上对人的精神也是一个培养，有益无损。

3、又是一个中秋夜

圆圆的月亮像银盘一样，高高悬挂在遥远的天际。周围的群峰连绵起伏，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山沟里的小溪哗啦啦，闪烁着星星点点的银光漂向远方。温柔的月光透过树叶的空隙，像一片片银色的花瓣撒满了大地。

又是一个中秋夜，酒足饭饱的战友们，三三俩俩凑在一起谈笑风生，有赏月的，有闲聊的，更多的是思念远方的故乡，这也难怪，每逢佳节陪思亲嘛！

八月十五，是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把酒问青天，明月几时有”。那年月部队是不放假的，充其量只是会一顿餐，每人再发上一块月饼，碰见一个爱好的管理员兴许还能混上三个苹果两个梨的。部队生活虽艰苦，遇到这样的节日，各单位也能杀一头肥猪，凑合上十个八个菜，再摆上一瓶普通老白干，让大家解解馋，就算把节过了。那能像现在这样一桌子的山珍海味，鸡、鸭、鱼、虾，任你胡吃海喝，再上几瓶好酒，不撂到几个就不会罢休。

就在那个中秋夜，我们几个战友耍了个胆大，经班长特批，约了几个陕西乡党，把测量用的德国制造经纬仪，架在了一个较为平坦的小小开阔地，对着月亮调好焦距，想更近距离观赏。这个要看吴刚伐桂，那个说要看玉兔摆尾。其实每个人都心照不宣隐藏着一个不好意思公开的小秘密，谁都知道广寒月宫中起舞弄清影的嫦娥舒广袖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可都想把这幻想变成现实，让婀娜多姿的嫦娥奇迹般的进入他的视野一睹为快。一个一个脖子伸得老长，眼睛睁得贼大，明知不能为而为之。在那个年代，一个革命军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思想素质，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言谈举止，那可都是很严格的，坚决不能胡说八道，更不敢逾越雷池半步。要么都有可能连前途都搭进去，让欲望冲破理智防线的人有的是，还不是造成了终身遗憾。偶尔也对一些异性评头品足，如果哪个战友有了对象，只要照片一来，准是你争我抢，非好好一睹为快。那既不违纪，又不犯法，当然不管咋样，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军人的本色永远是不能丢的。

我看他们一个个兴趣盎然正在兴头上，掺合了一阵子，就悄悄的走开了。躲在一个偏僻的角落，仰望一会儿明亮的月光，又俯视一会儿惨白的大地，遥望着故乡的方向，数不尽朝思暮想的牵肠挂肚。远方的家里有我那体弱多病的母亲，勤劳正直的父亲，天真活泼正在上学的弟弟妹妹们。只要你们幸福快乐，脸上笑容飘洒，远在千里之外的大哥我再苦再累又算个啥。这抹不掉的乡愁，时时魂牵梦绕，只能是滴滴泪水浸透封封家书，来寄托无限的思念。

别人家的中秋节是怎么过的我不知道，可我们家的情况想忘都忘不了，每到那一天，母亲中午就会为我们做一顿干面条，调上难得的一点醋，就算是美餐了。下午再烙几个芝麻饦饦 ，到了晚上悄悄为我们四个每人分上三个核桃两个枣的，也没有什么祭祀活动和仪式。我们几个把这些难得的恩赐往兜里一装，就高高兴兴跑出去玩了。我从来没见过母亲给她自己留一口，她也从没有享受过节日的口福。我的母亲是这样，我想大多的母亲也可能都是这样，她们脸上布满了皱纹，手上结满了老茧，把苦涩深深埋在心里，把微笑始终留给子女。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母亲——最可爱的人。

4、天府漫记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家里人说我们祖籍四川，具体是那个县那个乡就说不清楚了，当时逃难出来只是为了养家糊口求生存，能维持生计就不错了，那还顾得了别的。不管怎么说，四川在我的脑海中已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但对她的最初启蒙了解还是从街谈巷议，闲聊中略知一二。总觉得那块地方有些神秘莫测，住在我家斜对面的秦家六叔，是方圆十村八堡子屈指可数的能行人，他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尤其是对巴蜀的风土人情和乡间民俗说起来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有些情节还真让人有些目瞪口呆，瞠目结舌。人家也并非随心所欲没有根据，他先后几十年在四川放蜂，足迹遍及四川的很多地方。六叔的侃侃而谈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独家新闻，有时一些他的那些同龄人，善意的想故意设障给他找个难看，但都是徒劳的。因为设障者首先一知半解，孤陋寡闻又怎么去为难别人，大伙在一起就是图个热闹，逗逗乐子而已。

这些支离破碎的道听途说，只能让我对四川有一个初步的印象。更多的了解是来源于长篇小说《红岩》，这部作品我在上小学时就己拜读了几遍，有些精彩的情节至今印象颇深。但这毕竟只是一些皮毛，真想掀起她的盖头来，让我好好看看她的脸。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这才是我想要的结果。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苍天不负有心人，不知那位真神开恩，成全了我的一桩心愿，我想应该是副教导员朱振乾吧，到四川接兵去，可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梦寐以求的“入川”理想终于如愿以偿。我把准备探家的东西能留的留，不能留的就地处理，就算是请客了。

接兵的同志在团机关教导队办了几天培训班后，登上了南下的列车。到北京后我们住进了总后大院，招待所为我们这些来自大山深处的指战员准备了丰盛的炸酱面，只不过是普通的一顿饭，但对我们这些一天吃两顿高粱米的人来说，可真够得上美味佳肴了，上了一盆又一盆，架不住这些人狼吞虎咽，吃了一碗又一碗，几个从年龄和言谈举止上好像是随军家属的服务员，惊得目瞪口呆，凑在一起嘟嘟囔囔，窃窃私语：这些人真能吃。显然他们准备不足，面条吃光了，一个个面面相觑。可我们还有些人端着碗守在面盆跟前不肯离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服务员们只有大眼瞪小眼干着急无计可施，僵持了一会，还好一个服务员灵机一动，端出来了两盆凉馒头和凉花卷，这些人也就将就将就，总算填饱了肚子。

从北京到成都的直快列车，车上很拥挤，有很多人没有座位，把个走廊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六团和二团组成的接兵团，包了几节车箱，青一色的绿军装，每个人都有座位，有一些胆大的老百姓凑上来套近乎，嘘寒问暖拉家常，军民一家嘛！一团和气地说说笑笑，活跃一下气氛也可以缓解一下旅途中的疲劳和困倦，还可以交流一下感情，我们有时就站一会，好让他们也歇一歇。一个下午的三、四点钟，列车缓缓地驶进了西安车站，四年了，到了家门口却又要远去，那种企盼和难舍难分，真让人有些不好受。我伸长了脖子东张西望，期待着能够在拥挤的人流中侥幸看见一个熟悉的面孔那该多好，我真想下去碰碰运气，可心急火燎，望眼欲穿也没有奇迹出现。十几分钟的停车时间很快过去了，一声长鸣，列车咣当一声又启动了，徐徐离开了车站。一座座楼房，一片片田野，一个个村庄向闪电一样被摔在了后面，渐行渐远。说实话，在平时我是很健谈的，天南地北古往今来，怎么也能应付一阵子，但在这帮接兵的干部堆中，还是装聋作哑为好，咱毕竟才疏学浅，又不知道别人的根基如何，掺和啥？宁愿不说话，也不要说错话，不显山不露水别人还摸不透，做到有问必答就行了。夜幕慢慢降临了，列车过了宝鸡，十分艰难地向着秦岭腹地爬行，一直吭哧、吭哧……，列车那个费劲，这可真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一点都不假。我们在车厢里都能感觉到是在翻越秦岭，微弱的灯火照射在车窗外，黑压压的大山让人望而生畏，不寒而栗，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像一尊一尊威严的金刚，伟岸挺拔。过了秦岭梁，列车如释重负如脱缰的野马，一声长长的嘶鸣，直奔成都呼啸而去。

大约上午九、十点钟，运行了三十多个小时的列车，稳稳当当地停在了终点站成都。触摸巴蜀，感受四川，我来了。

    蓝色的天空，茂密的树林，果然让人耳目一新。在东北仍然是冰天雪地，可这里却是满目苍翠，一座秦岭南北分明。城市的布局格调更是各有千秋，南方树多水多，城市规划因地制宜，而北方土地宽广，城市规划空间很大，建筑大多正南正北。成都的街道不是很规则，对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人来说好像进了迷魂阵，让人稀里糊涂的老是转向，后来听说是诸葛亮按八卦阵图设计的。现在我仍记忆犹新的是有一个人民广场，而且耸立着一尊毛主席的塑像。

也可能是兜里没钱吧，我是不买东西不进商场的，每到一处，首选是公园，尔后是名胜古迹和纪念地。在我的鼓动和串通下，我们有几个人去了南郊公园，也就是“武侯祠”。这里边还真有看头，一个个文臣武将的塑像排列在两厢走廊，文之先推孙乾，武之首当赵云，都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这些人如果在天有灵，也该知足了，千百年来香火不断，凭吊供奉的络绎不绝。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武侯祠”前的一副对联，耐人寻味：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凭我的水平说不上理解，也只能是琢磨出一点意思。人所共知，诸葛亮死在五丈原，埋在定军山，但这里也有他的坟头。据说明介绍，刘备的墓穴只是埋了他的一把宝剑，两个高高的土堆，只是吸引游客凭吊而已。遗憾地是没有去杜甫草堂，感觉一下诗圣当年在此奋笔疾书《茅屋为大风所破歌》时的心境。一边是静静的河流，一边是青青的翠竹，别说诗人舒怀，幽雅的环境本身就是一支歌，一首诗。就是后来从部队转业地方时，我曾因公去了一次峨眉山，途经成都，还是没有去成。就这样在成都草草一游就匆匆而别。

我们六团和二团的接兵人员分为三部分，乘坐四川省军区的解放牌大卡车，分别向不同的方向：广汉，新津，彭县（现在的彭州市）送去，我们新训一连的接兵人员分到了彭县。这三个县均属温江地区管辖，离成都约四十公里，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称之为“成都小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就是继关中平原之后，千百年来人们所说的第二任：天府之国。让人向往，让人羡慕，不但在四川，而且在全国都是出了名的。平坦宽阔的柏油马路，挺拔高大的桉树携手并肩，编织成绿色的林荫大道，军用卡车开足马力，一路疾驰。这里的桉树，就像北方的杨树，桉树枝繁叶茂，杨树直刺云天，都是保护公路的屏障，谁优谁劣，难分伯仲。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到了目的地。要说彭县县城的地盘可真够大的了，那时还没有一座楼房。“淹没”在绿荫丛中若明若暗古色古香的四合大院，一套连着一套，一幢接着一幢，当天我们食宿的招待所就是一套很讲究的老式住宅，一个床位一晚上才三角钱。当时县城的标志是一座不知那个年代建造在高高的土坡上的一个土塔，看起来已经历尽沧桑，正在风雨飘摇中，有些残缺不全了，如果没有很好的保护措施，现在很可能已不复存在了。

当天，武装部对我们接兵的区域进行了划分，我们新训一连分了三个公社，离县城最远的是庆兴，不到二十华里，离县城最近的是利安，离县城四、五华里。我和三连的指导员冯计云同志，也是新兵连的指导员，一连的排长葛育江同志，也是新兵连的排长，分在离县城大约十五华里的君平公社。连长周纪龄特意给自己选了离县城最近的利安公社，并专门调了几个年轻有用的，有代理司务长肖大刚，代理排长王建明，卫生员郑虎虎。结果反倒是他那边的事最多。离县城最远的是副连长赵权有同志，排长郭保俊同志，代理排长黄XX（一连的，我把名字忘了）分在“庆兴”公社。在下公社去之前，我们在县城呆了两天，算是放假吧，让这些人放松放松，买些生活用品。县城还不错，还有一个不大的公园，我和新兵连代理司务长肖大刚在里边转了转。一些有钱的和爱好打扮的很垂青彭县那里的皮鞋，确实样子很好，漂亮秀气，质量不错那时也没有假货。个别不知道姓啥为老几的，烧得难受，手一扬就出去了十几元钱，买回来马上就穿上了，还真神气，乌黑发亮的挺提人，一个个精神抖擞，容光焕发，像是来“秀脚”的。部队有规定战士不让穿皮鞋，谁都很清楚，但作为连长、指导员不制止也不合适，因为是临时组建单位，都不想得罪人倒是真的。

四川这一神秘的面纱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像抽丝剥茧一样慢慢地露出了她的真面目，一个清澈见底的巴蜀大地展现在我们面前。雾蒙蒙的天地，水灵灵的禾苗，绿油油的田野，哗啦啦的流水，如诗如画，令人如痴如醉。可真是人间天堂，美不胜收。

我们三个人被安排在公社食宿，睡觉就凑合在一个门房里，反正一个多月时间，又没有行李，将就将就也就很快过去了。君平公社所在地的房子看起来有些年头了，参天的古柏苍松，高高的院落围墙，不是很规则的布局，木质的房屋结构，特别的建筑设计，看得出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庄园，肯定历史比较悠久。建筑群体的后边有一片不小的开阔地，种着各种各样的时令蔬菜，有大葱，大头菜，豆角和瓜类，长势不错，满足公社二十多个人的食用还是富富有余。要说嘛，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饮食文化特色。北方人喜面食，南方人爱大米，我很早就听说四川人三天不吃大米饭腰杆疼噢。可能南方都是这样，每天三顿大米，而我们则对这种饮食有些不习惯。水煮的莲花白，用四川人的话说没有一点油花花，其实是我们吃法不正确，莲花白确实是水煮的，但每顿饭都有一碗油泼辣子，是用这个来调菜的味道。炊事员看我们吃不惯，就改成了炒菜，一天三顿，每一顿三两饭，一碗汤，一盘菜。他们对大米的做法和我们不一样，我们主要是焖或蒸，而他们是先把大米煮七、八成熟，捞在笼屉里把米汤控干，然后再蒸，煮大米的水就是汤。后来还吃了几顿面条，也就是类似咱们这里的臊子面，挺有味的，每人两小碗，可能一碗是二两。

君平公社有二十几个大队，征兵名额五十多名，具体数字我也忘了，当时正值“文革”后期，大队的名称都是红色风格的，如：红旗、红卫、团结、群力……。我们三个人有分工也有合作，平时各人跑自己的区域，定期统一行动，或哪个人的区城有棘手问题，大家一起去解决。四川这里的人居结构和北方大不相同，北方平原上群聚的村庄最少也有三、五十户，最大的有几百户，明快清晰，传递信息快。而四川这里，一户两户三户都是独立的，我见的群居最多也就是二、三十户，传递信息比较困难。君平公社看起来像一马平川，实际上到处都是水田，最宽的“生产路”也就一米多，经常行走的路面是约有半米宽的田埂。

我们三个人的分工，冯指导员说了算，他把几个最偏僻的村子分给了我，虽然偏僻最远的也不过十华里，咱是个战士不能提条件，觉得也累不倒、难不住。公社的武装部长是一个1968年入伍的复员军人，人挺好的，也挺配合。我抱定一条原则，吃苦受累咱不怕，坚决不能违反纪律这是底线。其实接兵工作是一个很受地方欢迎的工作，公社村队干都比较配合，或许他们还有一些不可告人的小秘密有求我们，免不了参杂一些个人恩怨，平时也没有感恩或报复的机会，好不容易逮住一次，还不用足用活用出水平。我感觉心底无私天地宽，只要不违反政策、拒收礼、不许愿、不近女色就行了。

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郁郁葱葱的农家小院，高高的翠竹环抱成林，小小的院落曲径通幽，鸡儿飞，狗儿跳，鸭子呱呱叫。一缕一缕炊烟，一片一片稻田，一条一条细流，一汪一汪池塘，多么绝妙的田园史诗！如果你是作家，定会妙语连珠，抒写锦绣篇章；如果你是画家，定会挥毫泼墨，绘制粉墨丹青；如果你是诗人，定会热情豪放，咏赋千古绝唱。我现在常常想，这么优越的条件，这么优美的环境办农家乐该有多好，不用大的投资，只要小的改动，解决好卫生条件那就行了。

其实异地征兵工作中最大的障碍是语言交流比较困难，特别是和老年人，沟通很费劲，语言表述他听不懂，书写文字他不认识。我宁愿费工费时也要找年轻人了解情况。不管怎么说，从报名、体检、政审、到家访环环紧扣，天天都有事干，每处都有疑难问题，一个多月的辛苦换来了任务的顺利完成。那年月风清气正，说实话我连应征青年一根烟都没有抽过。只有常力家请我们三个人吃了一餐便饭，冯计云指导员还让我写了几句客气的话，连同钱和粮票巧妙地留下了。在县上集中的那天，常力的母亲（时任君平公社副社长）笑着对我说，你们还学老红军呢？我也只是笑笑。

我这是第一次以军人的身份，单独执行任务和异地老百姓打交道，虽然当时我在部队的前途命运并不明朗，但我时刻严格要求自己，从不懈怠，可以说我坚决执行了部队的规章制度和纪律，很好地维护了一个军人的良好形象。

在身临其境触摸四川，了解巴蜀的一个多月里，我们认识到了只要尊重地方的风俗习惯，不伤害他们的感情，逐渐熟悉了，深深地感觉到这里的人民勤劳善良，坦诚正直，侠肝义胆，和蔼可亲。还有就是，自尊心强，责任心强，工作能力强，适应能力强，生存能力强。有一点在他们自己相互之间，容易冲动嗓门高，爱急眼。其实在心里他们根本没什么，只不过让不理解的局外人一时难以接受。最让人感动的是很热情和对军人很有感情。有一天吃过晚饭没事干，我就和冯指导员还有葛排长瞎溜达，不觉得就走到了彭县的一个镇。这里正好上演戏曲《奇袭白虎团》，我们正在门口看海报，这时出来一个好像是剧团的一个工作人员，硬把我们拉进去，拿了一个长条凳子让我们坐在最前面。还有一次，和谁我忘了，我们在彭县县城转，转到一个收购站，知道他们不卖，随便问了一声刚收购的桔子多钱一斤，他们看我们是当兵的，就破例给我们几个人按每斤一毛七的收购价卖了几斤。总的来说四川这里，还是山好，水好，人更好。

四川有个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全国家喻户晓的恶霸地主刘文彩，人送绰号“活阎王”。小时候我们对他就有所了解，特别是大型泥塑《收租院》在全国巡回展出后，影响很大。

在那个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入川出差者就是绕道也要去参观一次“刘文彩庄园”。这一天终于来了，由接兵部队集体组织，我们有幸去参观刘文彩庄园。大邑县离成都也就是百八十里，汽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庄园分两个，一个是新庄园，一个是老庄园，中间只隔了一条路，我们参观的是老庄园。这个当年欺男霸女，巧取豪夺的魔头，在这里可真是坏事做绝。光就老庄园来说，规模确实不小，庭深院阔，雕梁画柱，让人眼花缭乱，哪一处不是白骨堆起，哪一件不是鲜血凝成。上小学时，我在教科书上就看到，地牢和水牢等是摧残劳动人民的活地狱，近距离更直观，更让人惨不忍睹。水牢阴暗阴森，加盖在两个大房中间，宽不足四、五米，长不过六、七米，一个小小的窗户，透进来几丝微弱的光亮，齐腰深的一汪水，进牢门后直上直下，连个缓冲的台阶都没有。更可恶的是在水牢中间还放着一个直径不到一米，四周带钉的铁笼子，人在里边蹲着要呛水，站又直不起腰。周围密密麻麻的钉子足有两寸长，更不能依托，活活地把人往死里整。四面环水的墙壁上的血迹斑斑已成深褐色，当年进过水牢的唯一幸存者冷月英，在身怀有孕的情况下在水牢中呆了六、七天，铁笼里呆了三天，奇迹般的活了下来。地牢在一个屋子里，不到一平方米的入口，上边是一个能上锁的水泥盖子，下面黑洞洞的，没有一丝光亮，伸手不见五指，更阴森更恐怖。这家伙真是个活阎王，亏他能想得出来，做得出来，穷人欠一粒米都不行，就把你往死里整。刘文彩依靠军阀刘文辉的权势，横行乡里，为所欲为，无财不抢，无色不贪，无恶不作。只要让他看得上的，不管财、色，他都会不择手段据为己有，他看上谁家的田地，就采取卑鄙的手段把周围的田地全部买下来，这户人家的水放不进去庄稼只能旱死，直到你答应他为至，这叫“吃心心”。只要他看上了谁家的女子或是媳妇他都会千方百计的让你难以幸免，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

刘文彩生活糜烂，穷奢极欲，整天花天酒地不说，无耻到了谁家的媳妇刚生完孩子，不管人家娃儿死活，硬是抢来给他当“奶妈子”。二十几岁的小姨太，竟用十五担大米换来一口楠木棺材。

毛主席曾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剥削，迫使农民多次的进行武装起义，以反抗他们的剥削和压迫。”

多行不义必自毙，据说刘文彩在全国解放前夕逃亡的路上被愤怒的农民活活打死，这个恶贯满盈、作恶多端、为虎作伥、十恶不赦的家伙暴尸荒野，落了个死无葬身之地。

从老庄园出来，远远望去，一路之隔的新庄园高墙大院，环抱的参天大树枝繁叶茂，错落有致的宏伟建筑金碧辉煌。岂不知人去楼空，剩下的只是铁证如山对罪恶的控诉。

一个半月的接兵工作结束了，剩下的就是训练了。我们即将离开这水淋淋、雾蒙蒙，一会儿云来一会儿雨，道是无晴却有情的川府大地。几分难舍，几分纠结，几分情感，一切都成往事，军人嘛，不该想的不该有的，都要义无反顾，勇敢的去面对，不能因小失大。就这样，北上的列车，满载着绿色军装，满载着欢歌笑语，满载着天府风情。翻山越岭，驶入关中，过豫、经冀，横穿京津，到了冰天雪地北风呼啸的辽西大山中，稳稳当当地停在了小平房车站。一辆一辆的“老道奇”（朝鲜战场缴获的美军车辆），把这些还在莫名其妙没有回过神来的新兵，运往训练的所在地，正好利用的是前不久地方民兵们住过的临时房。看惯了山清水秀的眼睛这下可要适应这枝枯叶黄的色调，也不是很容易的事，这得有一个短暂的过渡期。从老百姓到军人有一段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是可以迅速缩短的。要适应新的环境和艰苦的新兵训练，就要付出汗水甚至热血，才能逐步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我作为一个文书，主要的任务是带好勤杂班，完成阶段性的工作训练小结，反映训练情况，作好每星期一次的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计划，以及安排组织一些话动。包括忆苦思甜等，也不是太忙，随着时间的推移，刚来时，队伍步履乱七八糟的参差不齐。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变化，慢慢地开始步调一致，刚劲有力，军人的雏形逐渐凸现。

两个多月的新兵训练工作结束了，我们新兵一连的战士除了个别的分到机关，全部留在了第一营。我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为营部挑几个好兵，最后选中的几个都还可以，其中一个还提了干。连接带训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一切都算正常，重要的是提高了我单独执行复杂任务的能力。

5、校园枪声

“乓”，一声清脆的枪声，打破了校园的宁静，正在上课的老师和同学们闻声相继三三两两拥出了教室，交头接耳不知所措，寻找着枪响的方位，猜测着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其实就是一次意外的手枪走火。

  自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全国上下都在积极备战。为了提高部队的实战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各部都进行冬季“拉练”，就是把部队拉出营房，走出去训练。那一天我营指战员们早早就起了床，饭后踏上了拉练的征程。一路上，指挥员们也够能折腾的了，一会儿防空，一会儿急行军，中午饭只啃了几口凉饼子，连一口热汤热水都没喝上，就连续走了七、八十里路。直到下午四、五点钟，到了第一站宿营地——老建平县城的建平中学。刚搬出去的县委、县政府已设在叶柏寿，那里交通方便，还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火车中转站，离部队住地的愁水沟只有十几里路。

指战员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到宿营地的第一件事就是洗脸泡脚，有的干脆就打开被子睡觉了。正当大家都在忙自己事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我们测量班七一年入伍的战士石汝涛同志在摆弄韩治业排长的手枪。部队排级以上的干都才佩带手枪，手枪的有些使用原理和性能一般战士懂得很少，就这么鬼使神差，一不小心子弹上了膛，并扣动了扳击，出现了开头那一声枪响。当满屋子人的目光不约而同的集中在石汝涛身上时，枪口还冒着青烟，小石这时也有些傻了，不知该怎么办。我记得是住在隔壁的通讯员李敏过来，退出了枪膛里剩余的子弹。这时韩排长也闻声进来了，一看是自己的手枪出了事，不由分说就大发雷霆，劈头盖脸地把小石训斥了一顿。所幸没有伤及无辜，我只发现小石大腿上的棉裤有一个洞，还好没有伤及皮肉。大家也都没有说什么，也到了吃饭的时间，小石拿着碗筷也准备跟着走。韩排长还有点气未消，瞪着眼睛大声训斥： “ 还有脸吃饭？ ” 我当时就觉得这就有些过分了，事有事在，回去你怎么处理都行，咋还就没脸吃饭了。部队就是舞枪弄棒的集团，擦枪走火是常有的事，以儆效尤吸取教训也就行了，干吗这么不依不挠的。有意思的是营首长在行军的路上也不小心手枪走火了，这事让小石跟着沾了点光，没有受任何处分。这是我随部队进行第二次长途拉练路上的一个小插曲。

由于中苏在珍宝岛的激烈冲突，致使矛盾加剧。军事上，双方箭在弦上，陈兵百万，磨刀霍霍。外交上，双方互不相让，唇枪舌剑，慷慨陈词。边界上风声鹤唳，剑拔弩张，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引起事变。战争的阴影笼罩在神州大地的东西南北，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国上下都动员起来了，全民皆兵齐上阵，祖国处处是战场。现在从网上看，当时中央首长都已分散到了各大城市，做好了打大仗的准备。

   全国都这样了，也就别说我们是后勤部队，可那也是兵，也是一身绿军装，真的战争来了，都没有了前方后方，那还有什么兵种可分。在辽宁十一月初就上冻了，施工也只能停止，四个多月的军事训练就开始了。在北方叫冬练三九。四月初冰消雪融了，也就开始施工了。

后勤部队的冬季军事训练，除了进行队列和打靶及投弹外，也就是拉练了，而且有局限性，较单一，说穿了也就是走走形式。野战部队可就大不一样了，真枪实弹多一些，军事科目也更复杂一些。而今天的军演，可以垮地区，跨国界，甚至是多兵种的合成训练，天上飞的，海上游的，地上跑的，多层次全方位的立体训练，而且大多都是在炫耀武力。

在凌源县的时候，团里曾组织了一次野营拉练，要求严，规模大，花样多。当时测量班正好要做施工前的准备工作，施工总是首要任务，也就没有参加成，我当时还真有些后悔，说真的也没有考虑煅炼自己，只是猎奇而已，走走转转看看觉得挺新鲜的。实际我想错了，拉练回来的说每天要走六、七十里路，动不动还要搞一些花样，有时“野炊”因条件限制弄不好连饭都吃不上。回来后大部分人都一瘸一拐的，几天也缓不过劲来，看来真的不是我想象的那么舒服好玩。

1971年初，我营移师建平后，以营为单位单独执行任务，虽然团里设了一个指挥所，但还是山高皇帝远，一些事大多由营里说了算。我记得每年都要进行一次拉练，我是每次都参加，就是想不去都不行，没有个由头，从理论上要求都得参加。第一次我印象很深，中途我们住在一个卫生院，最烦人的不是条件好坏，而是站岗，深更半夜的一小时换一次，不停地要让人家开门很不方便。营部大多数人住在学校里，其他一连三连四连分别住在方圆十几路以内的村庄，只有二连与营部也就是指挥枢纽住在一起。全营只有二连全部配备有武器，其他三个连队和营部都是一个班一支冲锋枪，三支半自动步枪。记得新训结束后我刚分到三连二班，自告奋勇地要求管理一支枪，那时还是“五三式”骑枪。我光想着当兵就是要扛枪，但后边的事就多了，每次集合集体行动都要背枪，更烦人的是每星期要擦一次枪。枪枝擦拭较麻烦，不光要把表面擦净，还要全部拆卸开，每个零件都要擦拭干净。那次拉练刚到宿营地，我是第一班岗，天还没黑，刚好在学校门口，也是学生放学的时间，还真有个威风劲。不大一会儿，营首长陪着县武装部的首长也来了，我更来劲了，胸脯挺得高高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我看见田教导员望了我一眼，跟他们几个说了些什么，但没有听清。

说起站岗，部队还在凌源时，营部开始只有两个建制班，二十多个人，加上其他干部和勤杂人员，最少三天就要轮一次岗。实际营部不用站岗都可以，虽然在半山腰，可离营部不远有个炸药库，二连和四连轮换着白天黑夜都有哨兵。有两次我印象很深，一次是在营部新训时，晚上十二点，下着倾盆大雨，上一班站岗的传下来话说，老母猪下了十几个猪娃怕压死了，轮到谁的岗都要去给老母猪翻身。猪圈还在落差近二十米的山坡下，又没有台阶，滑溜溜的，一盏昏暗的电灯在淋不上雨的棚檐下随风飘摇着。我背着枪披着雨衣一步三趔趄，好不容易到了猪圈跟前，根本就翻不动，也就再没有管。最后也没听说压死一个猪娃，也不知那个“瞎膏药”出的馊主意。还有一次是我已分到测量班，那时确实战备很紧张，也就是凌晨两三点，周智保给我交岗，那个时候也正是洞库放炮的时间，轰轰隆隆响成一片，天空中也确实有信号弹飞来飞去的。周智保装腔作势地指指这里指指那里，说情况很复杂可能有 “ 敌情 ” ，让我提高警惕。我真让他唬住了。

还是说拉练吧，我们都知道，拉练最怕的是急行军，最舒服的是防空。所谓急行军，就是部队在行进中，指挥机关突然发出前面有情况的命令，让部队火速前去处置，有时全副武装一跑就是十几里甚至二、三十里。这就要看指挥员的心情了，有很多都把背包跑散了，的确很辛苦。如果是防空，号声一响，各自分散在路两边自找隐敝的地方，一般都三个一堆五个一伙，坐的坐，躺的躺，还有靠着背包就地休息的。拉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沿途不吃粗粮，大多都是走一天，如果没有支农任务，就歇一天，等到缓过劲来再走，很多时候部队改善生活，炊事员想舒服就把面和饺子馅发到各班去包饺子，要么就是饮事员辛苦一些包包子。我们有时住在老百姓家里，如果吃饺子，虽然用老百姓的锅、柴火都是要给钱的，但我们都是先给房东端上满满的一碗，房东舍不得吃，都是给他们的孩子留着，看来普天下的老人对子女孩子的心情都是一样的。

有些事就那么巧，本来部队走到万寿公社时，离部队驻地最多也就是二十里路，已经人困马乏了，却安排了一天支农。正好我那天有些感冒，没有去成歇了一天。

   夜，静极了，月光泄在地上，像度上了一层银。哨兵的刺刀闪着寒光，因为政委张超同志也跟着我营一起拉练，营首长格外重视保卫工作，特别多加了几个流动哨。万寿中学偌大的校园，到处都是警惕的眼睛，倒也不是如临大敌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主要是军人的本能所在。就在战士们疲劳和困倦伴着鼾声正在熟睡中，哨兵发现了异常情况。“嘀嘀嗒嗒”的紧急集合军号声撕破了黎明前的寂静，伴随着失火了的呼喊声，乱七八糟的脚步声，乱糟糟响成了一片，指战员们从不同的方向迅速赶到出事的地点。这时火焰己冲上房顶向东边的教室蔓延，住在周围的其他连队也闻讯赶来了，指战员们黑压压的一片把出事的实验室围了个水泄不通。张政委，王营长，田教导员亲临一线，调兵遣将，可人多了也没用，靠不到跟前去，即没有水源也没有装水的容器，干着急没办法。只能靠着战士的英勇无畏尽力而为，有很多教学仪器，还有试剂，战士们奋不顾身从已经燃烧的门口和窗户探进身子尽量多抢出一些，使国家财产少受些损失。一部分战士爬上屋顶快速把房上的瓦片溜下来，撕开一条隔离带，使火焰不能再继续延伸。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艰苦努力，随着最后一星燃点的扑灭，冲在最前面的指战员己筋疲力尽。天已经蒙蒙亮了，可谁也没有了睡意，部队留下一部分战士继续清理火场和处理善后工作。校方当时就查清了失火原因，学生放假后学校留了几个男生看守房子，他们睡在实验室，夜间抽烟引起了火灾，和“有人企图离间军民关系故意纵火”扯不上。

部队匆忙吃完早饭，迅速撤离了万寿公社，踏上了返回住地的行程，也就不到二十里路了。我们目睹烧毁了的教室，每个人的心里都不好受，这次野营拉练结束了，这也是我营在辽西的最后一次野营训练。

后来部队到湘西后，随着中苏边境紧张局势逐步缓解降温，加强战备教育方面喊得也没有以前那么响亮，世界趋势慢慢走向和平发展。但毕竟我们还是一个武装集团，仍然需要时刻保持一个军人一个团队应有的战斗力。也记不清在哪年哪月的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在许技术员和范技术员的倡导下，我们进行了一天的短途外出演习，也算是拉练吧。

吃过早饭，炊事班为我们这次外出的二、三十个人每人烙了两个大油饼，每个人又都自己准备了一壶开水，拿着少不了的武器——小竹竿，雄赳赳气昂昂地从营部出发了。走到二十二工区，沿着对面山上的一条小路一直向着西北方向走去，反正我们也只管稀里糊涂地跟着走，听许技术员他们说这条路好着呢，他们已走过一次踩好点了。部队住地紧靠湘黔省道，沿路两边苗民村寨的生活应该说还是好一些，无论从其他方面和与外界的开放程度都是不错的。部队有纪律，因为是少数民族地区，军人是不准不经允许擅自离开营房。我记得王万珍营长专门宣布了一条纪律，任何人不准私自进入溶洞，因为里边地势复杂危险，违者不管结果如何是谁必须给处分。而且湘西这里毒蛇较多，野猪也经常出没，就是三三俩俩星期天想玩也不准离开公路太远，以防不测。我们走了最多十里二十里地，没有到比较偏僻闭塞的山沟野洼去过。有时我们上山打一些板栗什么的也是在营部对面的山上，没有向更深更高更远的山谷里去冒险，部队也不允许。

那次行动是领导组织的，人也多，也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那一天，风清云淡，艳阳高照，瓦蓝瓦蓝的天空飘浮着几朵白云。我们美其名曰是野营训练，倒不如实事求是地说开阔视野游山玩水更为确切些。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把我们引进了茂密的丛林深处，扶摇直上的苍松翠柏看来有些年头了，纵横交错荆棘野藤爬满了山坡。泉水山中流，云雾锁峡谷，真的好美好美。

绕过了一座山头，拐了几个小弯，可就是另外一个天地，另外一番景象了。那里没有车辆尾气的污染，也没有喧嚣拥挤的烦躁，潮湿的空气中飘浮着山花野草淡淡的芳香，偶尔几声清脆的鸟叫，才把这里的宁静与寂寞打破。我们缓缓地漫步在这田间小径上，水汪汪的稻田，绿嫩嫩的禾苗，几间低矮潮湿的茅草屋，几堆零乱松散的杂草垛，几池浑浊肮脏的污水。几架只能在影视剧中才能看到的古老水车还在吱吱呀呀吃力地转动着，那漫不经心懒洋洋的样子，像一个几天粒米未进没精打采的干巴老头，反正也不用人力去掌控，车多车少，爱车不车也没有人去理会它。不远处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小姑娘，忽闪着一双大眼睛透出惊讶，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手里还端着饭碗，嘴角还沾着米粒。可能在她那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了很大的疑惑，哪来的这么多绿军装，来这穷乡僻壤干什么？她想我们也在想，这个年龄的孩子，别说在城里，就是在山的那一边，也正在咿咿呀呀地学习文化，可在这大山的背后，或许也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