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基地的变迁(1968

                 

O六团生产基地是1967年十月正式成立的,到19699月改编为生产连,共两年时间。

196710月前为组建生产基地,团党委和团首长们做了大量工作。首先找到了含山县大圩湾这块处女荒地,经地方有关部门同意后,就将原铜城闸区三墩的连队调过去盖稻草营房并开垦荒地。人员不够用就从团里的建制连队里整班调来,由王凤山副团长带工作组亲自坐阵指挥。具体由王友发营长亲自带领,经全连指战员的奋战,到秋天开垦出170亩水田并种植了水稻,还盖好基地部和二、三队的营房,成绩斐然。

196710月,组建生产基地的条件基本成熟,配备的干部都已到齐。基地成立党委,按副营级配备。熊伟同志任基地主任,戴学忠同志任党委书记并任教导员,杨传艮同志任基地副主任,陈炳坤同志任管理员,朱绍坤同志任生产会计。设卫生所,由助理军医赵相钦带领三名卫生员;设技工班,编制技工若干人;设勤务班,由文书、通讯员、理发员、保管员、缝纫员等组成。

基地下属三个队,每队设队长、政指、副队长三名干部。每队分为六个生产班、一个炊事班,队部有一名给养员、一名卫生员,一名文书兼通讯员。全队约八十人左右。

一队队长周玉华,政指、支部书记倪国俊,副队长李汉德。

二队队长樊福顶,政指、支部书记王绪贞,副队长范汉清。

三队队长刘大怀,政指、支部书记解恒啟,副队长朱兆廷。

团党委和团首长很重视生产基地,成立初期就派司令部、政治处、后勤处的周奇雄股长、舒崇参谋、政治处新闻报导员等五人来调研协助工作。11月份,于洪义政委带领我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20多人,去安徽怀远县英雄年四旺家乡慰问演出后也到生产基地慰问,于政委亲自出演“老俩口学毛选”,通过亲身表演来做基地指战员的政治思想工作。12月底,刘铁流团长带领工作组又来好几天做调研指导,并在离开时上火车碰伤了腿,不能及时回太原,在合肥105医院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19685月苏梦奇副政委又带工作组到基地调研指导。半年初评和年终总结时,团党委都派大员到基地指导,干部股股长胡士金、干事戴宗褔、宣传股干事栾心述、司令部参谋高馨芝、院堔、后勤处助理汪传来、褚洪和等都先后来基地做过协助、指导。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团首长及机关各级领导高密度地关注,如此关怀一个基层单位是其他连队无法比拟的。

一切就绪,只剩下大干争夺生产丰收了。

1968年一队还在三墩旧地生产路住,离大圩湾约15华里;二队、三队在大圩湾作业,两队相路约3华里。

新兵集训

1968年生产基地补入新兵80名,其中40名来自江苏江阴县。本来当年六团是没有江苏新兵指标的,为了适应种稻生产,经大同办事处批准从其他兄弟部队调整了40名江阴兵,由基地派员直接去接兵到部队。另外40名为来自河南南阳、镇平、淅川的新兵,由太原接到安徽。新兵们都集中到运漕镇中学内集训,运漕是一比较大的码头,是公社所在地,政治经济文化比较繁荣的一个集镇,中学内条件很好。陈炳坤管理员任集训队长,新兵分成了两个排8个班进行训练。熊伟主任和戴学忠教导员轮番上阵,集训了近三个月。在此期间曾请进来授课有地方镇和武装部的领导。特别是请来英雄蔡永祥的父亲作报告,并同全体新训干战合影留念,使全体指战员很受鼓舞。生产连后来补充新兵都是团里集训完后分配补入的,像那次自己组织新训是空前绝后的一次。

巢湖军分区首长视察并慰问

1968年六月一天,巢湖军分区赵副司令员一行三人,轻舟简行来到基地了解情况,基地领导作了全面汇报,赵副司令员表示赞赏并带来一部电影片当晚进行慰问放映。我部与地方武装没有直接关系,这体现了军分区首长对驻军的关注和关怀。这也是到基地来的最高级别首长。

含山县革委会领导带县剧团慰问演出

基地成立以来,主动向地方领导汇报交流的多了,也引起地方领导对部队的重视。部队供给是凭军供支票去购粮的,粮票分为面粉、大米、粗粮三种。过去我们拿“粗票支票”只能购买早稻米,早稻米没有香味,不沾粘,口感差。陈炳坤管理员通过和当地粮食部门联系,同意粗粮改供给中稻米,这就大大改善了部队生活质量,还为部队节约了5万斤大米支票。

19685月,含山县革委会王副主任带领县剧团40多人来部队慰问演出,连续演了三个晚上革命样板戏,白天同战士一同下地劳动,晚上在仓库水泥场上演出精彩节目。剧团是含山特色的“含腔”剧种,这是部队驻当地五年来的首次演出。后来接着无为县的庐剧团也来慰问演出一场《智取威虎山》片断,那天一直下着雨,演员就在泥泞的球场淋着雨为战士演出,场面非常感人。

1968年客观形势对生产基地一片大好,战士通过大干苦干辛勤劳动,二队、三队在种170亩的同时又开垦出70亩荒地,为1969年一队的搬迁做准备。但大自然很奇怪,看似很好的气候,稻穗长势喜人,但颗粒实成不够,结果产量没达到预期的50吨,实际收入40吨多点。现在回想起来,战友们会问,当时只种240亩左右地每人一亩多,是否少点?因那时还是原始劳作,基地只有一台手扶拖拉机,13头牛。这就是主要的生产工具,种多了是不可能的。除了种植水稻地外,副业还有两棚鹅200多只,腌制的鹅蛋还是很受全团施工战士的喜爱。

1968年可以说是生产基地的鼎盛年,而1969年开始就每况愈下了。首先是熊伟主任、周玉华队长依次调出,其次是范汉青、李汉德两位副队长抽出去参加“三支两军”,再次是杨传艮副主任、攀褔顶队长的双双身患奇特的麻疯传染病,各回原籍长期住院治疗,一度造成恐慌。这样一下子就缺了六名军事干部,当时的状况可想而知。更为严重的是八月份一场倾盆大雨连续下了一天一夜,稻田变为汪洋,三天稻秧就全部泡腐烂了,二队、三队的稻草营房全部坍塌。我们全年的艰辛劳作付之东流,颗粒无收。鉴于实况,团里决定迁往东北,另谋拓展。到东北要成立新的生产连,戴教导员调走了。生产连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艰苦的,各种艰难险阻在考验着新的生产连全体指战员。

 

(西1965,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