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腐朽为神奇的枢纽和桥梁

        

——从文化层面理解五四运动的战略意义

 

【编者按】今天是五四运动102周年纪念日，今年也是毛主席《改造我们的学习》发表80周年。本文系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姚有志将军两年前为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而作，针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奇谈怪论，从文化层面论述了五四运动的重要战略意义。今日读来，仍切中时弊，启人思考。原文于2019年4月28日昆仑策网和“昆仑策研究院”原创首发，为配合党史学习教育，现经作者授权重新修订发布，以供研究参考。

        文化（主要指观念文化）是民族生存、延续与发展的基因、血脉和精神支撑。中华民族从迄今6000年前后踏入文明门槛之日起，就创造出战天斗地、经世自强的祖源文化。到迄今2500年前后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即中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变革的春秋战国时期，则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子学文化群雄并起的昌盛局面。然而自公元前一世纪汉武帝极权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近2000年间，不仅道、法、兵、墨等等诸家文化遭到冷落、限制乃至封杀或禁锢，对封建社会起稳定器作用的儒家文化，也不断遭到截取、扭曲和缺陷部分的无限放大。期间除隋唐等朝代外，中华民族气势磅礴的原创型传统文化，走的是一条由盛而衰的下坡路。当然不能否认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传统文化对民族生存延续的支撑作用与同化力量，历史上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出现的“征服者被征服”现象，就是有力的证明。但是，自15世纪始，当西方挣脱被宗教文化主宰了千余年“政教合一的黑暗中世纪”，陆续启动并完成了以文艺复兴为旗帜的思想文化革命，以工业主导取代农牧渔主导的产业革命，以及资产阶级登上统治舞台的政治革命的过程中，独领风骚越千年的中华文明却日渐进入病入膏肓的危重期。

       有比较才有鉴别，碰撞中方显优劣。当西方乘文化、产业和政治三大革命的劲风，掀起殖民世界的狂涛恶浪扑向中国时，被封建文化冰水浸泡已久的中国社会，立马显出不可思议的麻木、迂腐和不堪一击。自18世纪末拿破仑时代起，西方政要和学者对中国社会有数不清的针砭、挖苦和讽刺。法国人针砭中国是“东亚睡狮”。德国人形容中国是“体内血液停止循环的冬眠动物”。最早殖民侵略中国的英国人讥讽中国是“东亚病夫”。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的尤为难听，竟挖苦中国人是“木讷、痴呆、未脱离蒙昧状态的非人类”。唯有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创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指出中国已经全面落伍于时代潮流的同时，预言曾经创造过辉煌灿烂古代文明的中华民族，迟早将爆发革命而开创光明的未来。例如，马恩在1850年初的一篇时评中就预言，未来中国将建立有别于欧洲式社会主义的“中国式社会主义”，新的国家名称叫“中华共和国”。

        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1840年，马克思主义诞生是1848年。虽然只是前后脚的事，但是由于殖民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结合进一步毒化了中国的文化环境，使中国社会丧失了接受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和条件。那些有挽救民族危亡责任感的仁人志士，只能在殖民文化与封建文化联合搭建的隧道内，凭感觉在黑暗中摸索。从魏源、林则徐“睁眼看世界”到太平天国起义，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到企图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康梁维新，从孙中山连续多次发动武装起义到辛亥革命，无一摆脱不了惨败或夭折的命运。到五四运动前后，知识界的仁人志士不约而同把中国落后与屈辱的深层原因，指向“惨祸烈毒”摧残国民精神的封建文化。文化达人梁启超，洋洋洒洒1000多万字的《饮冰室合集》，多是讨伐封建文化劣根性的战斗檄文。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铁肩担道义”的李大钊，发出“一切解放的基础，都在精神解放”的号召，揭露封建文化对民族精神的压抑和摧残。后来被毛泽东誉为新文化主将的鲁迅，弃医从文，1918年发表小说《狂人日记》，向“吃人”的封建文化猛烈开火。新文化和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则认为，近代中国之坏，根在封建文化。他从1915年创办《新青年》之日起，就秉持“科学与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的观点，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调动与集合新文化力量，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开战。“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就是在这样轰轰烈烈文化救国的时代潮流中，由青年学子提出来的。很显然，“打倒孔家店”，并不是打倒包含民主精华成分的原创儒学，而是打倒被封建统治阶级阄割了儒学进取精神，又被放大了儒学某些缺陷的封建奴性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