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总后勤部大院筹建毛主席雕像纪实
李晴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父亲李再新在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从事新闻工作,我曾多次跟随母亲赴京看望父亲。那时我虽然年幼,但总后大院的生活及繁华热闹的北京城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记。《随母赴京探亲记》真实地记录了那段在总后大院生活的经历,并对总后大院的宿舍楼、大操场、服务社、五七广场、总后大礼堂及广场上的毛主席雕像作了一些描述。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在总后机关工作过的我父亲的战友们的关注。尤其是肖兵叔叔,当他读到《随母赴京探亲记·之七》描写总后大院五七广场上毛主席雕像的那段文字时,心情激动,思绪万千,引发了对往事的回忆。他给我父亲打来电话,兴致勃勃地讲述了当年参加毛主席雕像的开采、雕刻、落成、庆典的经历,并发来了珍藏多年的三张照片。
肖叔叔是湖南郴州人,1966年军校毕业。本来是分配到南京海军后勤学院当教官的,但当时在总后勤部财务部工作的向旭春到军校选人时,点名把肖兵叔叔要到了总后财务部。因为肖兵叔叔在参军前已在地方银行工作了两年,有财务工作方面的经验。1967年肖叔叔参加了毛主席雕像的开采、落成等重要工作,1969年调到总后政治部后勤通讯社新闻科当摄影记者,与著名的军旅作家王宗仁在同一新闻科工作,同住家属院28楼。我父与王宗仁在同一办公室工作。我跟随母亲去总后看望父亲时,经常在楼道里碰到沉稳干练的王宗仁伯伯和英俊帅气的肖兵叔叔。
当时的后勤通讯社是师级编制,共6个科,7位副社长,近60名编辑记者,集中了总后系统的文化精英和写作人才。除了编辑面向全军后勤的《后勤通讯》和面向总后直属系统的《后勤政工简讯》两本刊物外,还承担着给总后机关写报告,写总结材料、写讲话稿等文字任务。另外还肩负着为总后领导出谋划策和对外宣传的政治任务。因此在政治上后勤通讯社享受军级待遇,有独立的办公大楼和宿舍楼以及财务。总后副政委、政治部主任戴金川兼任后勤通讯社社长。邱会作的文字秘书陶春生为第一副社长,向旭春后来也从财务部调到通讯社当了副社长。
肖兵叔叔发来的第一张照片是毛主席雕像落成仪式的大场面照片。画面中,高大庄严的毛主席汉白玉雕像,耸立在总后大院五七广场南侧。毛主席雕像背南面北,身穿军大衣,左手拿军帽,右手高高举起向前挥动着。毛主席雕像的背后立着一块方形大红标语牌,标语牌四周镶嵌着耀眼的金边,上方站立着“毛泽东思想万岁”七个红色大字。标语牌的正面书写着毛主席的《五七批示》全文,红底金字,十分夺目。标语牌的后方是一个二层建筑,棕色的橱窗,上下两层,一格一格,典雅秀美,充满灵动之气。二层建筑的顶上矗立着24个巨型红色大字,东侧的12个大字是:“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西侧的12个大字是“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字与字之间插着数面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毛主席雕像及背后矗立的标语牌比其后的二层建筑还要高出一截,“毛泽东思想万岁”七个红色大字,直冲云霄,蓝天白云映衬下,与二层建筑顶上的红字红旗一起构成了一副壮丽的画卷。
毛主席雕像由基座和雕像两部分组成。雕像为汉白玉,通体洁白温润,熠熠生辉。基座呈橙红色,为花岗岩蘑菇石面层。基座前方书写着“毛泽东同志雕像”几个大字,后方写着简洁的说明文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塑像于一九六八年七月敬塑。像身高五米零三,底座高四米八三,总高九米八六。毛主席塑像为一块完整的汉白玉石所雕成。底座为花岗岩蘑菇石面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雕像的东西两侧耸立着两盏漂亮的玉兰花灯,花灯旁边是数面鲜艳的红旗。毛主席雕像的面前是宽阔气派的五七广场,五七广场上一万多名部队官兵手持红宝书,面向毛主席雕像坐着。官兵们整齐有序的队列就像一条条射线,一起聚向毛主席雕像,十分壮观,令人震撼。
总后筹建毛主席雕像的时代背景
1967年到1968年,全国掀起了佩戴毛主席像章热和建筑毛主席雕像热。据肖兵叔叔回忆,67年冬,人民解放军制作了一枚全军统一规格的毛主席像章,下发至全军每一位干部战士。总政治部要求部队在像章发放时,各单位都要举行发放仪式,进行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育。随着文革的不断进展,佩戴毛主席像章成了一种政治荣誉,人人争相佩戴。与此同时,全国开始兴起了修建毛泽东雕像的热潮。1967年5月,清华大学率先建造了一座毛主席雕像。紧随其后,许多城市,甚至乡村也纷纷修建了毛主席塑像,表达着人们对领袖的崇敬之情。
1967年,总后机关有人建议筹建一座毛主席雕像。根据这一建议,总后政治部打了一个请示报告呈送总后领导。也有人说总后动手晚了,已经落后于京内外其他单位。报告送到当时的部长邱会作那里,邱批示说:虽然我们建晚了,但要建就要建一个最好的,如果能体现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就更好。
讲到《五七指示》,总后所属单位从机关到基层无人不晓。1966年4月,总后机关将《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呈送给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林彪看后把报告转呈给毛主席。5月7日,毛主席在总后的这份报告上作了批示,这个批示就是后来人们称颂的《五七指示》。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在全军全国产生了很大反响,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总政治部、新华社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对《五七指示》做了连续的宣传报道。《五七指示》勾画了一幅新的社会蓝图:“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公社农民以农业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些当年连小学生都能背诵的毛主席语录就是出自《五七指示》。
在《邱会作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记述:“叶群(当年林彪办公室主任)看完毛主席的批示全文之后,接着说了一段很长的话,她说:‘我看了毛主席的批示,不敢用任何字眼来评价,只有认真学习。主席对一个部门的报告做这样的批示,以我知道,解放以来是第一个。主席的批示,对军队,特别是对总后,是一个极大的鼓励。我们邱部长的工作做得好,向你祝贺!”
总后成立“筹建毛主席雕像工作办公室”始末
1966年上半年,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发表后,总后领导觉得很光荣,于是将总后的“大院广场”更名为“五七广场”。为毛主席塑像的报告被邱会作批准后,总后机关立刻行动起来。经多个部门碰头研究,最后将毛主席雕像设计的任务交给营房部落实。营房部需先拟一个筹建方案报批。营房部所属设计院搞了几个方案报请邱会作,邱看后都不太满意。他建议设计人员到已经建成毛主席雕像的军内外单位去调查取经。设计人员经过去军内外调查学习,最后设计出一个方案:在五七广场建毛主席雕像,雕像后面全文展示毛主席的《五七指示》。邱会作看了这个方案,只说了四个字:马马虎虎。也就是说,邱口头同意了这个方案。
为了保质保量地把毛主席雕像工程搞好,总后机关还专门成立了“筹建毛主席雕像工作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当时总后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王德厚担任。工作人员有宣传部干部姜澍、管理局会计陆志成、财务部干部肖兵,姜澍主持日常工作。经总后司令部批准,驻北京丰台的工程一总队负责开采房山汉白玉。一总队是总后机关的直属部队,师级编制。也是当年建设军事博物馆的老班底。他们知道房山有高质量的汉白玉,也了解房山的地质结构。
1967年初,一总队派出一个连的兵力,执行到房山开采汉白玉的任务。
艰难的采石任务
房山位于北京城西,地处华北平原与太行山脉交界地带,地貌复杂多样,矿产资源丰富。据有关资料统计,房山地区已被利用及尚待开发利用的地下矿产约20余种。其中汉白玉储量居全国第一。
汉白玉是一种稀有的矿物,坚硬、细腻、纯白无瑕,被誉为石料之王。房山大石窝汉白玉,洁白温润,玲珑剔透,内含闪光晶体,熠熠生辉,是汉白玉里的上品,十分稀有。历史上房山大石窝汉白玉曾经是皇家御用石材。据记载:故宫太和殿的云龙御路、汉白玉栏杆、天安门前金水桥、颐和园、天坛、十三陵等皇家工程所用的汉白玉石料均取自房山大石窝。人民大会堂抱柱石、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军事博物馆以及遍布中华大地的千年古刹、名胜古迹、园林景观、楼台亭榭,到处都有房山大石窝汉白玉的身影。可以说房山大石窝是名副其实的“汉白玉之乡”。
当时任职的一总队队长刘博文,是老八路出身,对开采汉白玉任务十分重视,亲自坐镇指挥。为了保证汉白玉的完整性,施工现场不允许放炮。战士们用铁锤撬棒凿子斧头,一点一点开挖,进度十分缓慢。显然,仅靠一个连的兵力是不够的。后经请示,司令部批准总后所属的工建206团帮忙。1967年6月,206团100多名战士,进驻房山区大石窝镇南尚乐公社高庄村,协同一总队开采毛主席雕像汉白玉石材。
一位当年参加开采汉白玉的战士描述了采石的现场情况:
“我们开采汉白玉的施工现场,在村子东北方的半山腰,距离村子大约4公里,我们首先要做好开采前的准备工作,修筑了200米的道路,清理了采石现场,找准了采石位置。为了保证石材的完整,施工不能放炮,只能完全采用人工。先用风钻在石材四周往下开凿3米多深的槽沟。槽沟清理干净后,在巨石的底部每隔20公分打一个3米多长的横向孔。一共在底部打了五六十个孔。最后用大锤按照统一号子,往每个孔内同时打铁楔子,直到把石材底部撑出一条缝,使巨石与山体脱离。”
如上所述,采石过程十分艰辛。战士们有的住在村里的大理石厂内,有的住在老百姓家里。怀着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一总队与工建206团的战士们凭借着双手和铁锤,用了半年时间挖出了一块质量上乘的巨型汉白玉。但是由于没有经验,在起吊过程中,石材中间出现了裂纹。辛苦开采出来的石材成了废品。“毛像办”的工作人员十分着急,当即召开现场工作会议,查找分析失败原因,鼓励战士们,不要气馁,继续完成任务。为了早日圆满完成毛主席雕像开采工作,战士们鼓足干劲,用同样的方法,实干加巧干,又奋战了一个多月,顺利地开采出两块质量上乘的汉白玉。其中一块是3.5m*3.5m*9.0m的巨型石材。大家吸取教训,起吊石材时精心准备,小心翼翼,并派专人护送石材下山。
肖兵叔叔回忆说:“到夏天,三块石头全部出土,其中两块不符合设计要求,另作他用。剩下能用的这一块,重量巨大。总后系统没有那么大的运输车,只好求助北京运输公司帮忙。”按惯例石材要先运到山下进行毛坯处理,使其瘦身减轻重量,再运到玉雕厂精雕。整个工程由营房部承担。在运输过程中,北京汽车运输公司派了辆几十个轮子的大卡车运输。雕塑公司在北京市中心德胜门大街的蒋养胡同,那么大的石块,运输车根本就进不去。只能将巨型石料运送到总后大院,用帆布搭了一个篷子,请石匠在里边工作。
巨大的汉白玉运到了总后大院,为了赶在68年5月7日以前建成,经与北京雕塑公司协商,初雕时多派一些工作人员,精雕时由公司技术顶尖的两位师傅来完成。根据设计要求,先建好广场,由一总队8连承担。经过全体干部战士的努力,终于在五一前完工,邱会作等总后领导看后十分满意。
从1967年初总后派部队开赴房山采玉到68年5月7日毛主席雕像落成,整个工程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在此期间,“毛像办”不定期召开工作协调会议。由当时的总后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戴金川牵头。参加会议的有营房部部长伊文、所属设计院总工程师徐志杰、司令部副参谋长钱夫泰、政治部副主任贾从忠、管理局副局长封永授、俱乐部主任甘有为、一总队队长刘博文、所属施工连队连长、指导员以及北京市雕塑公司的两位雕塑工人。
肖叔叔说:“在决定设计方案那一次会议,邱会作亲临现场,敲定了后来实施的这个方案,只把传统的路灯改成玉兰花灯,并把西边的停车场做了翻修。雕像用的这块石头,头顶上仍然有一条灰颜色道痕。因为高,知情人不说,大家也看不出来。在雕刻中,工人师傅不慎把雕像的右手大拇指弄断了,是用强力胶粘上去的。后来又雕刻了两尊小的雕像,邱部长送给毛主席一尊,毛主席说:很像。邱部长自己留了一尊。”
毛主席雕像落成庆典大会盛况
据肖兵叔叔回忆,1968年5月7日白天在总后五七广场举行了毛主席雕像落成万人庆典大会,晚上举行了大型的文艺晚会。庆典大会由钱夫泰主持,总后政委张池明及总后30多位领导出席了庆典大会。副部长王希克、副政委戴金川参加并发表了精彩的讲话。邱会作因军委办事组有事未出席,由夫人胡敏代表其坐在主席台上。此次盛大的、空前的万人大庆典,是总后大型活动之最。参加人数之多,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出席的领导级别之高-----是总后机关以后其他的活动都没有的。
肖兵叔叔提供的两张大场面照片就是这次庆典活动的真实写照,由当时解放军报著名记者牛嵩林拍摄。
行文至此,我想说的是,半个世纪前举国上下修建毛主席雕像的热潮,那种对领袖的敬仰崇敬之情,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岁月的更迭而远去。虽然现在日常生活中很少见到毛主席塑像了,但只要留心,某一座大学,某一座公园,某一个广场,仍然可以发现耸立着的毛主席雕像。据网上信息目前仍然有100多座毛主席雕像巍然矗立在全国各地。
如今,总后大院五七广场上的毛主席汉白玉雕像仍然耸立在蓝天白云下,半个多世纪的风雨烟云,丝毫没有使雕像的容颜有所改变。这座在当时全国最大的毛主席汉白玉雕像,凝结着总后广大指战员对伟大领袖无比的敬仰和热爱。这种敬仰和热爱以及雕像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也将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后记:本文内容,主要是根据肖兵叔叔提供的照片和回忆,以及我父亲珍存的少量资料而撰写的。这些资料对于当年总后机关筹建毛主席雕像这一件大事而言,也许只是凤毛麟角,补一漏万。50多年前总后筹建毛主席雕像之事,本人并未亲眼所见,亲身经历。当年我跟随母亲到北京探望在总后机关工作的父亲时,曾多次到五七广场玩耍,我只是好奇地观看过毛主席雕像。当时年幼,不懂其时代意义及政治历史价值。而今重新去调查采访,已不可能。文中所写肯定有不少遗漏及错误,敬请健在的当年参加筹建伟人雕像的伯伯叔叔们补充纠正。致谢!
作者 2023年12月于太原
李晴,河曲县沙泉乡天窊村人,原工建二零六团宣传股干事李再新之长女,山西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中学语文教师兼日语教师、书法教师。中国散文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女作家协会会员。
自幼喜欢文学,热爱写作。在巡镇中学读高中时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散文集《十月雪》、长篇人物纪实《医帆风顺路,形意正骨人》等。有50多万字作品在全国各种报刊发表。其中描写河曲风土人情的《河曲酸捞饭》、《九曲黄河灯会》、《天窊》、《蓑牛牛》、《年夜的火笼》等被译成日文、英文在海外刊发。
在做好语文教学工作的同时,兼职日语教学与翻译工作。先后在晨会语言学校、艾博特外语学校、领先外语等担任日语教师。译作主要有:《日本探行记》、《我的邻居》、《窗边的花》、《容颜之美》、《高凤莲》等。其中《高凤莲》一书在《中日文化交流报》连载。
散文集《十月雪》2002年7月远方出版社出版;译作《日本探行记》2012年10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